截流治水、捍卤蓄淡。

筑路造堤，通渠圩田。

街衢四通，舟桥相连，不断向内陆延展。

甬东港长，授予番禺董正。

焦矫亦如愿，获番邦通商权。

于港市中起高楼，自号‘胡老馆’，专与番商互市。

前汉时，盐铁专营。

便是后世所谓“许可证制度”。

为重农抑商，前汉武帝时，推行“算缗告缗”、“均衡平准”、“谪发商贾”等，一系列措施。

并规定：“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对商人征收车船税。

今汉虽未行抑商，然光武帝时，桓谭亦曾提出“禁民二业”之主张。

虽终未能执行，然焦矫未雨绸缪，先得蓟王许诺，再与番商互市。

可谓老谋深算。

有备而无患。

话说。

是否置《对外贸易许可证》，蓟王亦思许久。

权衡利弊，并未执行。

之所以要抑商，只因商贸过于繁盛。

“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于是乎“民弃本逐末”。

时“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

以至于“车船贩贾，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甚至，乌桓寇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辆）”。

于此足见一斑。

再深思，除去人口、资源、技术、物产，皆随两汉大兴。

牛马众多，道路通达，内政外交，亦是必要便利条件。

汉之强，非设身处地，而不可尽知也。

除去各自为商，互通有无。

商业联盟，亦现端倪。

所谓“中舨共侍约”，即合伙商贩，共同订立契约。

民间资本，开始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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