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何将海外十洲之地，皆分封子嗣。

只因，唯蓟国崇尚《荀子》，行“内圣外王之道”。

唯蓟王子嗣，自幼言传身教，方能将蓟国之一切先进便利，放之四海而皆准。

此乃蓟国共识，毋庸置疑。

尤其荀子，『制天命』、『性本恶』、『法后王』。

深入蓟人心。

蓟王诸多行事。

皆可，以“法后王”概括。

先论荀子“法后王”者，乃太史公司马迁。

《史记·六国年表》：“《传》曰：‘法后王’，何也？

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

“法先王”与“法后王”，乃儒家不同派别，之政治主张。

“先王”指上古帝王：尧、舜、禹、汤等。

先王德政，典籍多有记载。

如尧禅于舜、舜选贤能、大禹治水、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等。

素王孔子、亚圣孟子等儒家先贤，对“先王”皆推崇备至，或言传身教；或“言必称尧舜”。

荀子遂将“法先王”，概括为儒家治世之本。

自汉武大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遂成封建王朝，二千年之正统。

“法先王”亦为历代王朝。

奉为金科玉律，凡国有大事，皆要归本溯源，从“先王”处，寻求解决之道。

诚然。

儒家“法先王”，亦非墨守成规。

《礼记乐记》云：“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与“法先王”相对应，便是“法后王”。

“法后王”乃荀子提出。

指“取法今王”。

荀子认为：“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言下之意，先王的礼乐制度，代代相传。

故后王之法，实为上古圣王之迹。

于是，“法后王”即“法先王”。

前后传承有序。

荀子门生韩非子，又进一步提出“尊今王”：“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韩非子认为，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化育，制定国策。

断不可，食古不化。

对“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法先王”之说，并不以为然。

荀子“法后王”与韩非子“尊今王”，最大不同。

便在于，荀子以为，“古今一也”。

后王之政，乃先王之迹。

古今王者，传承有序。

而韩非子以为，“治世不一道”。

于是“国不法古”。

今时王朝，无需效仿古代。

斩断了古今之联系。

正因如此。

荀子虽屡遭非议，言其“儒法合流”。

然荀子乃出儒家门下，天下无有异议。

韩非子，“无君无父（注①）”，必是法家无疑。

于是乎。

凡新朝创立之初，皆效法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轻装上阵，革弊除积，所向披靡。

然待稳坐江山，皇位传承有序。

却又纷纷，“尊圣敬贤”。

极力寻求并佐证，王朝更迭之正统。

国策亦由“治乱用法”，渐向“治世用儒”，悄然转变。

以求达到二家平衡：“儒法合流”。

便是所谓“儒皮法骨”。

于是才有，后人慨叹。

“尝谓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

再看蓟王行事。

无论《二十等爵》、《圩田制》、《编户齐民》，皆出“先王之法”。

然蓟王并未墨守成规。

而是因地因时而变。

《二十等爵》，权力与义务，相匹配。

《圩田制》，允许先行举债，分期偿还。

《编户齐民》，分户而不析产。

诸如此类。

蓟王之法，实为先王之迹。

故“法后王”即“法先王”。

蓟王新政。

继往开来，传承有序。

正出《荀子》，大儒学无疑。

正因蓟王行事，『有礼有节』、『循规蹈矩』。

故才为天下所敬。

一言蔽之。

身处儒家一统朝野之大汉皇朝。

岂不言儒？

窥一斑而知全豹。

天下名儒，纷至沓来。

正因蓟国以《荀子》为基，开立大儒学。

且汉室三兴在即。

以颍川荀氏《家学》为代表。

《荀子》一派，必然兴盛。

待炎汉三兴，当为显学。

儒宗将《荀子》，入列《五书》。

其用意，不言自喻。

知微见著。

通晓蓟人『法后王』。

荀子『制天命』、『性本恶』，于蓟人而言，其所作所为，亦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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