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外官三年朝觐一次，接受外察。

所谓外察，是与京察相对的。

京察考察的是两京官员，外察自然是针对地方官了。

此例乃太祖皇帝所定。

洪武初年，地方官每年都要朝觐一次，但许多州县因为路途遥远，官员要好几个月才能到京城。

结果一年时间全在路上了。

是以后来改为三年一朝。

平时，州县每月考察，上报于府。

府上下其考，每年上报于布政使司。

到了第三年，巡抚、按察使司对本省官员进行通核，开写评语，造册具报，作为朝觐考察的依据。

凡属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类者，皆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分别给予致仕、降调、闲住、为民等处分。

今年正是外察之年，所有地方官都要接受考察。

但只有一部分表现出众，获得褒奖的官员，可以获准朝觐，当面向朝廷述职。

大部分地方官只能在自己的衙门里，惴惴不安的枯等着结果降临……

去岁年底，各省获准朝觐的官员们便云集京城了。

就算限制了入京的人数，也超过了千人。

关键是述职之后，就要决定升降去留了。

是以，刚过了上元节，还在正月里，吏部衙门外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前来朝觐的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参议、佥事，还有府州县正堂官们，都迫不及待向考功司述职，好先到先得好职位。

往年述职就是走个过场，因为考功司是不会轻易驳回，各省按察司开写的评语的。

尤其是那亲自些来述职的二三品大员，考功司郎中更要给他们面子的。

不然弄不好哪天就落在人家手下，有他好果子吃。

可今年的情况不一样了。

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竟亲自坐镇考功司，挨个听取官员的述职。

这可就要了亲命了。

高胡子神目如电，对各省的情况都了然于胸。

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精心粉饰过的述职报告，几句话就能让他们露馅，还无可辩驳。

结果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朝觐官员得到不谨、不及、浮躁、老、病、罢之类的差评，然后很快就会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对他们的严厉处分。

轻则降调，重则削职为民，腥风血雨不断。

赵昊知道，高阁老是在用这种手段搞清洗。

清洗哪些人呢？

一是年纪大、能力差、不称职的官员，二是得罪过他、跟他对着干的官员，三是不跟他一伙的官员。

江南的官员自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不过处置大体还算合理，只是罢免了些不称职的废物点心，留下的都是精明能干之辈。

赵昊知道，这已经是高阁老手下留情了，不然高胡子怎么会放过这个给江南十府掺沙子的大好机会？

是以赵昊很懂事的压下了江南帮的噪音，不让他们跟着赵贞吉还有那帮言官起哄。

正月初一时，岳父大人就已经预告过了。

高阁老要收拾科道，拿下赵贞吉了，这时候还跟着瞎掺合，是嫌杀疯了的高阁老，没把刀砍到他们头上吗？

~~

当然，有人黜落，就有人得到褒奖升迁。

赵二爷就是第一位得到褒奖的官员，连升三级，由南直隶苏州府昆山知县，右迁广东潮州府同知。

不过他并非唯一得到超擢的官员。

事实上，这次得到卓异评价者，都至少升了两级……

这是因为，正月底，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建言，‘诸臣以卓异举得赐宴者，宜遂加超擢，以示风劝。

其迁叙未久者，量加服俸及首充行取之选。

今大察之后，州县有缺，乞毋论远近，毋拘科贡，尽行铨补，以渐图久任。

’

作为高阁老的头号马仔，韩楫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这次得到卓异评价的地方官，应该加以超擢，而不是按部就班的升迁，以才尽其用，鼓励后来。

二是外察后所有空出来的位置，都应补尽补，而且要不拘出身，以让官员们长期安心在地方任官为要。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与热衷外放的辫子朝官员相反，大明官员爱当京官，却视外放为畏途。

认为哪怕在南京莳花遛鸟，也好过到地方上去与奸猾胥吏为伍。

究其主因在于，大明开国两个世纪，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集团，胥吏与乡绅牢牢把持州县，根本不是三年一任的流官，带着几个师爷家丁就能对付的了的。

地方官斗不过地方利益集团，那能做的事情就很有限，甚至大都政令不出县城，这样如何干出成绩？

自然升迁就慢，弄不好就是三年又三年，在一地干九年还挪不了窝。

再看人家在京里当官的同年，已经升为六部郎官了，自己还在那里当知县，换谁都受不了啊……

其实升迁难还不是最要紧的。

最大的问题是，地方官权力小责任大，虽然你明明能做的事极有限，但地方上出了什么事儿，追究责任的时候准没跑。

税收不齐要吃挂落，催收紧了酿成民变还要丢乌纱。

河道决堤了要罢官，得罪了上头有人的乡绅，还是要罢官，总之就是一个大写的‘衰’字。

好比这次朝觐时，户部忽然横插一杠，上本请核天下来朝官员，其省府州县有无欠赋。

这不废话吗，大明朝哪个县没欠一屁股税？

结果一番核查下来，九成的州县都有积欠。

于是轻者停俸，重者降级，毫不留情！

而且都写了今年一定补清的保证书。

那些大老爷们，都是哭着过的年啊……

所以还是京官好啊，事儿少责轻升迁快，一直是官员们的上上之选。

因此外官平级入京被视为高升，哪怕降个一级半品的，也依然可喜可贺。

而京官外放若不升个一品两级，则被视为贬斥。

甚至有很多两京官员，哪怕升迁外放也依然不愿上任。

通常他们会称病乞休……

高情商的说法是，回家悠游林下，侍奉老母。

低情商的说法是，回乡作为地方利益集团一份子，开心的侵吞民田、欺男霸女。

然后等待机会起复。

若是得不到心仪的官职，他们宁肯一辈子不再出仕，也不愿意去外乡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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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这帮士大夫之所以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根本不是因为道德高尚。

狗日的剥削阶级，哪怕满嘴仁义道德，也改不了一肚子男盗女娼。

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剥削阶级，所以广有家业，根本不指着做官那点俸禄罢了……张四维的例子虽然极端，但赵昊这么多年来，还没见过一个出身贫寒的进士呢。

这并不奇怪，在阶级业已固化的当下，大明早已是寒门无贵子了。

说考中进士的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固然绝对了点，可十之八九确实如此。

就算是天赋异禀的贫寒士子，考中了进士后，也会很快如那‘范进中举’一般，带领整个家庭实现阶级跃迁——会有数不清的田产投献到他名下，仅此一项收入就远超那点儿俸禄了。

说白了，明朝士大夫稀罕的只是进士头衔带来的特权，清贵的官职带来的地位，所以才会表现的那么强项，那么视自己的一官半职如浮云。

至于辫子朝为什么会翻过来呢？

是因为老四搞了‘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废除了官员和士绅的特权，又让地方官贪污合法化，以至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此消彼长间，官员们自然热衷于外放，好大捞特捞，捞不够本决计不肯轻易辞官了……

所以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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