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任命工曹参判李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参议成岐运统辖军务司，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

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也前去拜会李鸿章。

荒川所谈与杉村濬“语意略同”，使李鸿章更相信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便坦率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

俟定议，当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注12这样，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派兵计划。

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便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知照日本外务省。

六月六日，汪凤藻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搬回，不再留防。”注13

照会发出的当天，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

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捕二十名立赴韩，并添调一舰护商”。

注14李鸿章电复汪称：“韩未请馁派兵，倭不应派。

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竟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

祈与妥商。”七日，袁世凯亦来电：“大鸟来，虑生事”。

李鸿章则复电说：“大鸟不喜多事，伊带巡捕二十名来，自无动兵意。”注15他坚信日本“必无他意”，不会借机生事。

就在同一天，按连发生了两桩事情：

第一桩：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

注16为“属邦”二宇，日本外务省官员与汪凤藻“大费辩论”，日方欲汪“商请酌改”，汪则“正词拒之”。

对此，李鸿章的态度很坚决，复汪电云：“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

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

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注17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日本之所以提此问题，是为日后扩大事态而埋下的伏笔。

第二桩：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

注18同时，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谓已派译员询衫村濬，询问日本“派兵何事”，杉村答以“调护使馆，无他意”。

又说；杉村“近颇惊惶自扰，故各国均疑之，谣议颇多。

鸟(大鸟圭介)来，或稍镇静。”注19李鸿章均信之不疑。

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干下去。

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

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九百一十人，为前锋。

六月六日下午六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八日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

九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

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一千零五十五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八日下午六时启航，十日下午三时抵牙山海口。

因无驳船，直至十二日上午十时始全部登岸。

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百名，旱雷兵百名及步队三百名，乘海定轮渡海，于二十五日抵牙山县。

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二千四百六十五人。

当中国派兵之先，丁汝昌先期遣济远舰率扬威驶至仁川口，与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

及至叶，聂两统领率军赴朝时，以超勇舰护之。

又恐其力量单薄，又分扬威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两舰泊仁川口。

当时，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口，井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显然居心叵测。

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

迭阻不听，即听之。

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

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注20

六月十二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土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

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

聂士成只是派弁兵一百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

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

其中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

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注21等语。

其二，“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

其三，申明军纪。

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

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

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等语。

注22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

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

注23果然，后来大鸟圭介便就聂士成告示中“我中朝爱恤属国”、“保护藩属”的语句大作起文章来了。

其实，聂士成派人招抚起义军之日，正是起义军退出全州之时。

先是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州后，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攻下。

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注24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协力从事。

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巳由“主剿”转为“主抚”了。

严世永抵达全州后，先布告朝王处罚负此次事件责任的地方官吏，以缓和起义军的敌对情绪，继之以劝谕，表示政府愿意妥商解决此事。

此时，全琫准已获悉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严世永代表朝鲜政府接受了起义军提出下列十二条件，于六月十一日共同签订了休战协定，即所谓《全州和约》：

一，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道徒，政府与东学党人合力维持社会秩序。

二，查明贪官污吏的罪行，加以严惩。

三、严惩横暴富豪。

四，严惩不良儒林两班。

五、烧毁奴婢文书。

六，改善七种贱民待遇，不得强制白丁(原注：屠户卖肉者)戴平壤笠。

七、许青年寡妇再嫁。

八、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

九，任用官吏打破门阀界限，登用人才。

十、严惩私通日本者。

十一，取消一切公私债务。

十二、土地应平均分配。

注25

十二日，全琫准率起义军退出全州，撤至淳昌和南原一带。

二十四日，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到任，开始安抚地方。

聂士成之抵全州，已是七月五日，亦即东学党起义军退出全州后二十天。

是日下午三时，聂士成独率数十骑进入州城。

全州城经过此番战火，“庐舍焚毁，民无栖止”。

查明流离失所者共九万家。

聂士成令“开列名单，每家给以洋银二元，聊助牵萝补屋之费”。

七日，又发布告示，表示希望“本统领旋师之后，尔等士农工贾务须守法奉公，各安生业，同享太平之福”。

注27即离开全州。

十日，聂士成回牙山，向叶志超报告全州事件业已处理完毕。

并建议速请李鸿章“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

叶志超则犹豫不决。

当天夜晚，聂士成致电李鸿章，报告“前敌招抚情形，并请撤队内渡”。

其禀文有云：

“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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