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晋以来，鄂州城即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之一，[宋时鄂州，明清以降皆称武昌，地当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老城区一带。

]历经发展，至宋代成为长江中游的最大城市，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本文试图从城市内部平面布局的角度探讨宋代鄂州城的发展变迁，在对鄂州城市布局进行复原的基础上，分析其所体现出的特点，考察其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文化心理诸因素的关系，为宋代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实证性的个案。

一、城池规模与城门布局

从三国到宋元，鄂州城的营建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总的趋势是城池规模逐渐增大，自西向东扩展。

第一个时期，“吴孙权赤乌二年修筑旧垒，谓之夏口城。”[（明）薛刚纂修，吴廷举续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以下简作“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嘉靖元年刻本影印。

]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雍正十一年刻本。

]城池“周围一十二里，高二丈一尺。

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为重城，设二门，东曰囗州门，西曰碧澜门。

宋、齐、梁、陈皆因之”。

[《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

]唐宝历中，牛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等使。

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菁茆以覆之。

吏缘为奸，蠹弊绵岁。

僧孺至，计茆苫板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砖，以当苫筑之价。

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版，第4470页。

]牛僧孺筑城提高了城墙质量，但城池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

第二个时期是宋朝，鄂州城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建。

北宋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知州李尧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两倍，“周围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门有三，东曰清远，南曰望泽，西曰平湖。

元因之。”[《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

]限于地形，城池扩建向东展开，孙吴时的夏口城变为城内西头的子城。

除了清远、望泽、平湖三门之外，见于宋人记载的鄂州城门还有竹簰门、武昌门、汉阳门。

竹簰门：《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弥节亭”条：“在竹簰门外，临江。”

武昌门：《溪堂集》卷五《七言绝句》：“武昌门外柳如烟，想见潘侯枕曲眠，欲借一帆春水去，江边皆是楚州船。”《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监司军帅沿革》“湖广总领所……今置司在武昌门内。”

汉阳门：《入蜀记》卷三：“至鄂州……与（章）冠之出汉阳门，游仙洞……”《石屏诗集》卷一《鄂渚张唐卿周嘉仲送别》：“武昌江头人送别，杨柳秋来不敢折。

汉阳门外望南楼，昨日不知今日愁。”

以上三门，竹簰门应是西门。

鄂州城西面濒临长江，竹簰门既然“临江”，则应是西门。

对照明清方志，可知竹簰门确是鄂州西门。

《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府城”条：“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兴增拓修筑，……为门九，东曰大东，曰小东，西曰竹簰，曰汉阳，曰平湖……”

汉阳门也是西门。

据陆游记载，他在鄂州与章冠之一道先“登石镜亭，访黄鹤楼故址”，然后“与冠之出汉阳门”。

石镜亭在“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与汉阳相对，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数。”[陆游：《入蜀记》第五，《陆游集·渭南文集》（以下简作“渭南文集”）卷四七，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年版，第2443页。

]前引《石屏诗》亦称“武昌江头人送别，……汉阳门外望南楼”，由此可知，汉阳门在城西大江边，与西面的汉阳隔江相对，距离很近，这种地理位置只可能在鄂州城西。

宋代以后，汉阳门屡见于史籍，如元朝曹伯启《曹文贞公诗集》卷九《良月既望忆仲通宰公兼寄君平察推》：“闲登黄鹤旧矶头，万顷烟波起暮愁。

想象故人心似我，汉阳门外望南楼。”《湖广通志》卷二五《祀典志?武昌府江夏县》：“江汉神祠，在汉阳门楼，宋淳熙中通判刘靖以江汉宜为望祀，即灵竹寺西为坛祭之，后改祀今所。”《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武昌府城，……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兴增拓修筑……为门九，……西曰竹簰，曰汉阳，……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璘重修，门仍九，……西易竹簰曰囗，曰汉阳，……”直至今日，武汉市武昌区城西仍有汉阳门，是长江边的一个重要渡口。

武昌门，从地理方位上看，应该也在鄂州城西。

前引《溪堂集》诗称：“武昌门外柳如烟，……江边皆是楚州船”，说明武昌门是临江的城门。

明清人的诗文中有不少吟咏武昌门的句子，如明人张羽《静庵集》卷四《题画赠长兴杜典史浚》：“下若溪头山似戟，武昌门外柳如烟。

何如肆射平其去，束带闲畊墓下田。”董纪《西郊笑端集》卷一《次韵沙允恭感怀二首》：“行乐有孤灵运屐，笑谈无复庾公楼。

武昌门外多官柳，能有几株今尚留。”清人萧广昭《榴花塔》：“梅山远对武昌门，霜影迷离孝妇村”。

[转引自：雍正《湖广通志》卷八八《艺文志》。

榴花塔、孝妇村，在明代皆是武昌城附近的地名，《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古迹》：“石榴花塔，在郡城西北。

宋时有妇事姑至孝，一日杀鸡为馔，姑食鸡而死。

姑女诉于官，妇坐罪，无以自明，临刑乃折石榴花一枝，插地而祝曰：妾若毒姑，花即枯悴，若属诬枉，花可复生。

其后，花果生。

时人谓天彰其寃，遂立塔花侧，以表其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明天顺刻本。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送吴二先辈还汉阳》：“汉南归思绕晴川，湓浦西风送客船。

莫上武昌门外望，断肠杨柳似当年。”毛奇龄《西河集》卷一三九《送友之崇阳》：“武昌门外新栽柳，何处相思不断肠。”[以上数条皆转引自雍正《湖广通志》卷八九《艺文志》。

]这些诗句，多与登船、送别相关，说明武昌门应是临江的西门。

从南宋时湖广总领所的地位，也可大体推知武昌门的方位。

“武昌屯兵数万，仰给六路之饷”，[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九《中散大夫广西转运判官赠直秘阁彭公（汉老）行状》，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湖广总领所“总领湖南北、广东西、江西、京西六路财赋，应办鄂州、江陵、襄阳、江州驻札大军四处，及十九州县分屯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监司军帅沿革》，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本。

]巨额的粮草经由江汉水道输入鄂州，中转各地，主管其事的总领所理应设在鄂州城西的大江边上较为方便。

如前所述，宋时鄂州城已有平湖、汉阳、竹簰三门，武昌门是否城西第四门？

笔者以为否。

一个基本的依据在于明代武昌府城之西门仅为平湖、汉阳、竹簰，三者的相对方位，据《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江夏县图》可见，汉阳门在正西，平湖门在汉阳门以南，竹簰门又在平湖门东南。

明代城西三门是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周德兴“增拓修筑”、武昌城扩建为九门后的情形，九门的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朝后期，其间经历了“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璘重修”，“皇清总督祖泽远增修，雍正六年重修”。

[雍正《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武昌府城》。

同卷所绘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江夏县图》，九门情形清楚可见。

]宋代鄂州城的规模不如明清时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城西设置四门。

进而一步，将武昌门与黄鹤山、黄鹤楼的关系，对照汉阳门与同山、同楼的关系，不难看到，《舆地纪胜》中的“武昌门”与《入蜀记》中的“汉阳门”基本一致，此二门很可能是一门二名，换言之，明代初年的武昌城西门有三，很可能是沿用的宋代布局。

鄂州城依山傍江，建筑城垣，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

城内有子城，由原夏口城而来。

《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夏口城”条：“子城本名夏口城。

……张舜民《南迁录》云：鄂城子城，与润州子城、金城、覆舟山城、武昌吴王城，制作皆一体。

皆依山附险，周回不过三二里。

乃知古人筑城，欲牢不欲广也。”宋时期，鄂州子城的城垣已“缺坏”，[《入蜀记》第五，《陆游集·渭南文集》卷四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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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名称一直保留下来，至明代仍有，《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山川》：“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旧因山为城，即今万人敌及子城也。”

二、衙署与楼台亭阁

鄂州城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汉沔”，[乐史撰，王文楚等整理：《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2007年版。

]“通接雍、梁，实为津要”，[《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737页。

]“历代常为重镇”。

[《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风俗形胜》。

]入宋以后，随着统治中心的南迁东移，鄂州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南宋时期，由于宋金战争的需要，鄂州更加重要，州城不仅是鄂州与江夏县的治所，也成为路级机构所在。

绍兴年间，荆湖北路转运司从北宋时的江陵移治鄂州；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鄂州设立都统制司；不久又增设湖广总领所。

三大机构皆置司于鄂州城内。

鄂州城地形特殊：城西以长江为限，城中山丘连绵。

从西面长江边向东延伸，依次有黄鹄山（今名蛇山）、凤凰山、洪山和珞珈山、桂子山、伏虎山、南望山、磨山、喻家山等，形成一条绵延起伏的山脉。

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山川》。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三《武昌十景图诗序?武昌郡》：“起武昌城西，临江有山屹然而高者，为黄鹤山，郡志称黄鹄山”，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98年版，第39页。

]“俗呼蛇山”。

[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山川志?武昌府?江夏县》。

]两宋时期，黄鹄山“起东九里，至县西北”，横贯全城，“林间甚美”；[《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黄鹄山”条。

]山之最高处有矶，“上则回眺山川，下则激浪崎岖，是曰黄鹄矶”，[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夏口城”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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