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之时，富弼与范仲淹是最紧密的政治盟友，一在东府、一在西府，共同推行新政。

与那个专门坑队友的欧阳修不同，富弼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被范仲淹连累。

其出使辽国时，所携国书都被人篡改，日后其首次自两府出知地方，也是因为跟随范仲淹。

而之后，范仲淹病逝，他的墓志铭也是富弼主笔，不擅诗赋的富弼还写了一篇吊祭范仲淹的祭文。

而且范纯仁早亡的长兄范纯佑的墓志铭，也是富弼亲笔撰写。

相对于一直往来不绝的富弼，因为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上所撰写的范仲淹与吕夷简同时复起之后，‘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的那一段，倒是很早就疏远了——范纯仁认为自己的父亲自始至终与吕夷简未曾和解，便将那一段给删去，欧阳修却说‘此事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

’由此而疏离。

另一方面，富弼当年科举不第，转头却得以去考制科，最后制科得中便是范仲淹举荐之功，且富弼能做晏殊的女婿，也是因为范仲淹在晏殊面前的大力推荐。

富弼在《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中所写的两句‘师友僚类，殆三十年’，便是两人情谊的最好总结。

信上别无他语，只是普通的问候。

范纯仁与富弼，以及富家的子弟常年鸿信往来，逢年过节都要致书问候，今日信中的内容与平日别无二致。

但隔了数百里，特地派了侄孙来送信，说是普普通通的问候，也要人信才是。

范纯仁将信纸折好放回信封，然后命左右离开一点，直接问：“郑公有何吩咐？”

虽然在范纯仁面前侃侃而谈，但富景贤还是有些紧张，范富两家的关系虽不必多说，但范纯仁从来都不是因私情而废公事的人。

旧年王安石入政事堂推行新法，宰相富弼阻拦不得遂告病回乡，范纯仁便上本指责富弼是‘恤己深于恤物，忧疾过于忧邦’——怜恤自己比怜恤外事更深，忧虑自己的病情超过忧虑国家——所以是‘致主处身，二者皆失’为君主效力和为自己安身立命，二方面都有过错。

“……不知侍制可曾听说推举宰辅一事？”

“自然。”范纯仁点头，但随即皱起眉，“不过依行程，纯仁可是要在朝会之后入京，在给郑公的信上也是这么写的。

郑公如何会遣贤侄来此处侯纯仁。”

“景贤离家前叔祖有言，侍制一向忠于王事，上京必然兼程，只要在南薰门内守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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