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于皇帝的怨怼之言，在曾国藩听来分外的觉得不入耳，皇上登基以来的种种行政，奕几乎都是亲身参与其间的，那种感戴、钦敬之意不但是诉诸言谈，更是发自五内——不要说多年来饱受人伦伍德教化之功，就是只从兄弟情谊这一层而言，也不该在背后如此臧否吧？

更不用提桂良这一次所犯，着实是难以料理的大罪，贪墨可恕，欺君难容！

难道在奕的心中，翁婿之情，仍自胜过君臣、兄弟之谊吗？

曾国藩的脑子中灵光一闪，忽然明白了过来。

奕这样说，并不是要拯桂良于泥沼，而是为自己另寻自保之道。

说来也不足为奇，桂良在两江任上这数年来，朝中并不是没有人上章参劾他，却并不是为了贪墨之事，而是在任上多方需索，残民以待，最主要的一节，就是在咸丰六年，铁路大工到了收尾阶段，桂良在任上颁布钧令：铁路大工竣事之时，便是皇上圣驾南幸之日。

自高宗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幸之后，至今已有近七十年的时间，御驾未曾到过江南繁华之地。

如今有阖省士绅、百姓再三吁请，皇上俯准所请，实为两江百姓之福。

为表臣民于圣天子一片纯孝之心，在省内奉行乐捐云云。

这件事给吏部给事中的玉麟知道之后，以风闻言事上了一道奏折，认为桂良行事之间，以既成之事要挟朝廷，更违背圣祖皇帝‘永不加赋’的上谕，在省内派行勒捐，有不法之心，应该予以罢斥。

奏报上到御前，在军机处叫起的时候，皇帝把玉麟的奏折拿了出来，“你们以为，玉麟的话，有几分可信啊？”

当时任职军机处首辅的正是奕，在言语之中多为桂良开脱，认为此事只是玉麟道听途说之言，未必当得真，而且，即便是真的，桂良所勒捐的银两，从无一文是入了私己的腰包，而是全数用到了向皇上略表寸心的江宁行宫的修建和整葺等公事上。

再有一点，铁路大工即将竣事，桂良在两江多年，正司其职，若是这时候为公务细故突然撤换，不但工程进度难保，更会伤了皇上的一番爱民、识人之德。

皇帝听完之后，认为奕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件事他心中早有打算，本来就是准备趁着铁路大工完成之机，要到江南去走一走，看一看的。

不能为桂良在省内需索，而打消了计划，不过，桂良所行终究与自己初衷不符，才有了咸丰七年，派肃顺出京，沿途各省巡视探查一遍，命令各省皆不可以有逢迎君父，需索民间的谕旨。

但到这时候，江宁所有的行宫，却早已经整修一新了。

如今桂良事发，忆及前情，一定不会放过此事，对于奕当年的奏陈，皇帝心中到底是打着什么盘算，无人知晓，也就难怪奕惴惴矜矜，要连夜请自己过府叙谈了。

一念通而百理融，想透彻了这一层意思，接下来的话，就很容易出口了。

“王爷何必为此忧急？

您是您，桂良是桂良，不要说是翁婿之谊，就是父子血亲，又当如何？

刑部的刀快，也斩不得无罪之人呢！”

“哦？

曾大人这话怎么说？”

“王爷想一想就明白了。

诚然，桂燕山在任上多有非是之行，但他身处两江，与朝中往来，多以奏折呈报，彼此间关路远，就是有一些晦暗不明……皇上圣明如天，又岂能不知？”

奕长思片刻，附和的点点头，“涤生兄所言极是，还请再做阐论，以教益本王。”

“教益二字是谈不到了，前数日桂燕山到京之日，刑部去人看过，他说，这一次断然不敢诿过于人，我想，王爷知道他有此表示，应该会很欣慰。”

奕脸一红，没有说话，他身边的那个叫顺福的长史干咳了一声说道，“请教大人，桂大人可还说了些什么吗？”

“我也没有听说。”曾国藩紧接着说道，“其实，王爷也该派个人去看看他。”

人是派了去的，不过不够分量。

这是顺福的主张，认为对桂良，这时候不妨敬而远之为宜，奕原不以为然，这会儿听曾国藩的说话，当即作出了决定，“你明天就去一趟，多带点儿吃的，用的，安慰安慰他。”

“是。”顺福没有办法，答应下来。

他知道，王爷是意图让桂良觉得，彼此不止是翁婿、同僚那么简单，更要让他有共患难的感情，才能由衷的护卫王爷，因而连连点头，“我是怕刑部因为老大人的案情太重，不准接见，既然曾大人如此吩咐，我明天一早就去。”

“对了，去得越早越好。”曾国藩又说，“你不妨和他谈一谈利害得失，他越是有担当，于他越有利。”

“是，是！

多谢大人指教。”

“涤生兄，我还要请教一件事。”奕说道，“能不能请老兄到皇上面前请旨，容我和内人到狱中探视一番？”

曾国藩沉吟了片刻，这一层很有关系，倘若皇帝追究，何以入夜便服去见恭亲王？

显然有不可告人之事，那便有口莫辩了。

念头一转，想到了一个闪避的办法，“便衣不恭，入夜不宜多谈，明天我再来参谒王爷。

好在事情已经明白了，有旁的事情，明天再和王爷深谈吧。”

奕一转念间，就知道自己的话有点唐突了，当下也不挽留，起身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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