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1938年3月3日，克列斯廷斯基又同其他被告人一道，被押进了审判大厅。

在上午的审理中，他没说一句话，检察长也没向他提任何问题。

晚上开庭时，他才站起来，向法庭说这么一席话：

“昨天，由于被押上被告席和听人宣读起诉书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加之我病魔缠身，突然被一种虚伪的耻辱心的强烈感情所支配，我无力说真话不敢承认自己有罪。

所以，我本来应该说：‘是的，我有罪，，可我却机械地冲口而出：‘不，我没有罪，。”

国外那些密切关注着这场审判的人，在看过报纸上的报导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从3月2日到3月3日这一夜之间克列斯廷斯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

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可怕的刑讯逼供。

然而，事实上，克列斯廷斯基突然改变自己的立场，并不是由于内务部的人对他采取了什么刑讯手段，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这样干。

克列斯廷斯基这种先翻供后又认罪的行为，说穿了，还是斯大林炮制的这场审判闹剧中的一幕假戏。

在前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全部被告人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有罪，他们不仅不为自己寻找减轻情节，反而争先恐后地承担被指控的主要罪名这种反常现象，自然会引起西方人士的怀疑，对此，斯大林也意识到了。

斯大林心里明白，外国批评家们抓住了他精心策划的审判闹剧的薄弱环节，也难怪，被告们在表演规定角色时太卖力了，演过了头。

现在。

斯大林决心要让世界看一看，并非每一个被告人在法庭上都是任人支配的木偶。

他选择了克列斯廷斯基作为这种“有头脑的”被告人，因为后者在内务部受审时最愿意与侦讯人员合作。

再说，克列斯廷斯基过去当过司法人员，最善于领会和实现检察长发出的鼓励性暗示，在最适当的时刻进入角色。

众所周知，第三次审判跟前两次一样，首要被告还是托洛茨基尽管他正在远离审判大厅几千公里的外国。

正是为了托洛茨基，斯大林才再次启动了功率强大的造谣机器。

在受审中，每个被告人都清楚地感觉到了斯大林对远在天边的托洛茨基的刻骨仇恨和要实施报复的强烈**。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仇恨，只有他多年来对后者那惊人才华和革命殊勋的忌妒才能相比。

斯大林深知造谣污蔑是一剂烈性毒药，必须严格认真地控制其使用量。

刚开始，他只是控告托洛茨基犯了“对农民估计不足”和“不太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过错！

接着，托洛茨基被指控策划恐怖活动。

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托洛茨基的罪名又上升为充当敌人间谍。

现在，将把列宁的最后一批战友送上断头台的第三次审判又要开庭了，必须赶紧发出最新指示，再给托洛茨基戴上一顶“帽子”。

诚然，要找一顶比“间谍和奸细”更加可怕的“帽子”是不那么容易的，但常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果然，斯大林又找到了新的罪ll并要通过克斯廷斯基的嘴ps公布于世rx林rxsr斯是从一九三五年卖身投靠法西斯德国的，而现在，克列斯廷斯基奉命在法庭上宣布：他本人和托洛茨基一块成为德国统帅部间谍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

斯大林只顾延长托洛茨基充当外国间谍的“工龄”，却没想到，这样一来反而毁掉了自己精心抱制的所谓“托洛茨基为德国人效劳”的整个神话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他为对付外国舆论而提出的这样一个肯定：

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领袖之所以要染指如此卑鄙的罪行，主要是想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

然而，一九二一年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托洛茨基要为夺回权力而斗争的可能性，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人试图夺他的权。

那个时期的托洛茨基，正处于荣誉和权力的顶峰。

他被公认为十月革命的传奇式英雄和红军的统帅，当时的托洛茨基凭什么要去充当德国间谍？

难道，是为了刺探自己手中的情报吗？

或者，是为了瓦解他亲手创立的红军吗？

克列斯廷斯基不折不扣地讲出了斯大林要讲的一切，但是斯大林却一如既往，并没履行自己的诺言。

克列斯廷斯基还是被枪毙了，他的妻子，某儿童医院的院长兼医生，也被逮捕了¨

这就是“克列斯廷斯基案件”。

当这一案件被中国人披露出来之后，整个莫斯科甚至整个俄国都被震惊了！

之前所有的人都以为克列斯廷斯基是罪有应得的，是不可饶恕的，但是现在看来却完全的不一样。

那么，曾经的“伟大统帅”斯大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就大可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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