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九月十日这一天，随着黄石守军的投降和南昌守军的“起义”，南京国民政府在江西省控制的地盘，现在只剩下九江周边顺长江而下的一小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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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以南距离九江最近的炮党控制区是军事重镇安庆。

陈诚倒是在这里驻扎了重兵。

九江原有守军五个师，三万人，不过五个师成份复杂，都是前任委员长何应钦的部下，并不太受现任宋委员长的待见。

八月份红军对九江做出“挤压攻势”时，宋子文迫于长江航道被截断的压力，这才汉阳汉口和安庆各调了三个师入驻协防。

这六个师一左一右边别布置在九江两翼，左翼的三个师安置在九江和黄石之间，由顾祝同统筹指挥，右翼的三个师是俞济时、薛岳、孙元良各统率一个师，配合原有的九军五个师，负责九江和安庆之间的联系，总指挥是刘峙。

兵力上看，从九江到安庆这一线，总共安排有八师主力，这还不算长江重镇安庆的守军。

这一布置看似无可厚非，可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山头主义横行，相互间的配合做战从来都是极为糟糕的。

这一个问题无是哪个位面都没有解决。

而在这个被穿越者林汉严重扭曲的位面，宋子文领导南京国民政府对手下的这些师长、军长、司令的控制力就更是糟糕。

名义上宋子文和陈诚、顾祝同、刘峙为首的黄浦江浙派达成了同盟，但实际上这种同盟的密实度。

由于其威望不足，远不如常凯申时代常凯申对这些实权派的控制力强。

也因为明白这一点，1933年后宋子文在英、美、德各国政府的支援下开始训练新军，重整武备时，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练属于自己的“宋家军”。

这一年半来，他自己一口气连搞了三个所谓的“税警团”，名为团，实际上却是以“师”为级别配制的。

只是这三个装备最好的师被他视为命根子放在老窝看家，一支都没有派出来。

顶在前线的也都是顾祝同、刘峙、陈诚这三家的部队。

沿长江一线布开的十一个月师，表面上互为犄角。

紧密联系。

看似牢不可破，实际却是一个布满破洞的筛子。

这十一个师名义上是归于顾祝同、刘峙、陈诚三家头领指挥，实际上十一个师各个人师长都是各有想法，他们的顶头上司都不可能如臂使指地指挥他们。

九月份两家全面开战时。

在江西。

即使不算南昌的守军。

南京国民政府在这里的总兵力这时也有十二万人之多。

如果再加上安徽安庆方面的军队，更是足足超过了十六万人。

而红军方面，由于部分主力被调去湖南和湖北围歼何键和顾祝在武昌一线的部队。

在九月十一日前，整个江西的红军主力也只有十一万人。

数量上其实是处于劣势。

但是红军是拧成一个拳头在做战的，而他们的对手只是一盘散沙。

九月，湖南的红军围攻长沙，拉开秋季攻势的大潮之时，江西也同步行动。

一方面用两个师万余人监视、围困人数比他们还多的两万多南昌守军。

余下的主力直扑九江。

江西北部的战场环境，有一个地形是双方都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面积巨大且狭长的鄱阳湖。

浩瀚的湖水加上赣江将江西敌军一左右隔成了两个部分。

不算南昌的守军，炮党军在赣江以西约有四个半师，赣江以东江西境内为六个半师，此外紧邻的安庆那儿还有陈诚的三个师。

表面上看，九江这一边的党军是东强西弱，但西线的四个半师里，有个三个师是从汉阳调来炮党嫡系师，这两年来换装了大批德械，武器好，军饷够，训练足，战斗力强，相互间的配合也较好，余下的一个半师虽然鲁涤平的杂牌师，但其驻守九江且和这三个师紧邻。

自从1933年起，九江就面临“赤匪”严重威胁，为了保卫九江的安危，南京国民政府在这儿修了大量的堡垒碉堡群，号称东方凡尔登，有为依托并不好攻打。

相比之下，东线的情况就简单得多。

江西境内的六个半师中，三个半是“何婆婆”留下的杂牌师，装备不乍样且战力差。

余下的三个师，分别是俞济时的88师，薛岳的12师以及常凯申亲嫡系，警卫第一师。

警卫第一师是常凯申发家的嫡系，亲儿子师，装备不可谓不好，常凯申死后，警卫第一师投入宋子文麾下，待遇一样未减。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师现在的师长名字叫孙元良，后世人送外号“飞将军”、“长腿将军”，一个在南京大屠杀中困在南京，躲在妓院里逃过日本人的屠刀还能安全逃出那座死城的“牛人”。

最妙的是，由于对那三个“何婆婆”留下来的杂牌师战力的不信任，这个三个战力最强的嫡系师用一个隔一个的布阵方式，将三个半杂牌师分散开来夹在中间的。

江西红军的李润石在接到前线和地下党传递的军报情报，果断将先前佯攻九江四万红军中抽调三个师两万人出来，通过鄱阳湖支援东线。

经过这两年的挤压，红军早就控制了大半个鄱阳湖水域的通行权，加上林汉林汉援助的船只和战争缴获，更拥有了一只武装机动船队。

得到西线的支援后，赣江东面的红军在九月三日发动猛攻。

第一个目标，集中兵力，猛攻江西与安徽交界处的杨溪镇，那里的守军是长腿将军孙元良控制下的第一师和薛岳的十二师之间的那个杂牌师九十六师。

只用半天的时间，红军就正面击破了九十六师，令其全师溃败，大半被俘。

小部分溃散。

红军突击九十六师时，该师左翼薛岳部全力来援，却被打援的红军死死挡在距杨溪三公里外，不得寸进，而针对右翼的孙元良部，红军仅仅只是做牵制状地佯攻了半天，孙元良部就发挥“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光荣传统，在红军的“猛攻”下“死守阵地”。

九月四日凌晨，红军吃掉了九十六师后，顺势也将来援的薛岳部完全包围。

两天后全歼薛岳的12师。

师长薛岳被俘。

而到了九月六日这一天，红军全歼湖南何键部，闪击汉阳汉口成功的消息传来，加上得知薛岳部刚被全歼的消息。

孙元良再次发挥了天生的“逃跑技能”。

竟抢在红军回头围歼他之前。

率部一夜之间狂奔四十公里，彻底摆脱了红军追歼。

至于这过程中丢人、丢枪、丢弃弹药无数，那是后话了。

至于防守安庆的陈诚部的十八军。

虽然那儿总兵力高达三万余人，但到整个江西战役结束，十八军根本就是打酱油的围观党，始终“虎据”安庆雷打不动，唯一的贡献就是接收了大量孙元良部的溃兵。

薛岳部全灭，孙元良溃逃，余下的俞济时部和另外两个杂牌师大惊失色下，于九月八日开始了奔向长江和九江的“赛跑”。

然而他们通往九江的必经之路，赣江西面的九江渡口，却已在九月六日这天，被先前佯攻九江时两万余红军派一支偏师强行夺取，切断了他们重返九江的道路。

而近在咫尺的九江守军，明明拥有比红军强的兵力，愣是死死守在九江的现成的碉堡群后面当缩头乌龟，就是不肯出城野战夺回赣江渡口。

东、西、南三线都有优势的红军，无心恋战的俞济时唯一的退路就是北线的长江，只能通过渡船逃到长江北岸。

最终，这三个半师被红军赣江和长江交界处的湖口县这一带，背靠江水，动惮不得。

炮党在九江这一带的长江上还有一些渡船，几条老掉牙的爷爷级的长江舰队的军舰。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使用手段调来大下船支抢运部队过江，但这点轮渡能力哪里可能在被身后紧追的红军的九万大军全歼前撤走这五万斗志全失的溃兵？

没了常凯申，南京国民政府的座下军队的山头化、军阀的缺点在此役中尽显无疑。

俞济时的八十八师虽然号称嫡系王牌师，但在这逃命的关口，身边两支半杂牌师又有谁会鸟他？

为了争夺逃命上船的机会，在红军大兵压镜的情况下，双方多次发生火并。

相互间残杀，死伤无数。

至于断后、拼命阻挡红军前进这种事，只想抢船逃走的几个师根本没有人愿意用心去做。

九月九日这天，为了救援这三个半师，南京国民政府也原本协防九江的长江舰队的老爷军舰调到湖口县的长江边炮轰追击的红军。

九月九日白天，由于红军追击部队火炮还未运至，炮党长江舰嚣张了半天，但由于运力有限，整个白天他们也就撤走了两千余人。

九月九日当晚，红军火炮运至，开始朝码头渡口进行压制炮击，轻步兵炮的炮弹不断落到渡口位置，逼得渡轮不敢轻易靠岸。

至于普通的帆木船，就算没有被炮击，要其长江夜渡本就是极危险的事。

今天的炮党可不是1949年的解放军，哪有这份组织渔船夜渡运人的魄力，所以当晚只运了一千多人逃到长江对岸。

九月十日，天色大亮之后，趁着夜色的掩护，红军也在包围圈两边布设好对江的野战炮的炮兵阵地。

炮党长江舰队的好日子，也就此结束了。

此时，湖口县畔的长江上，朝红军炮击的炮舰为四舰。

威胁最大的是永缓号浅水炮舰，该舰舰龄最短，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1929年完工，6英寸主炮一门，4.7寸炮一门。

最著名的是旗舰中山舰，该舰上105毫米主炮威也不小。

此外还有两艘名为义胜、勇胜号的浅水炮舰，吨位都在三百吨以下，主要火力也就是舰首一门76.2毫米的火炮，舰尾一门57毫米炮，这两艘艘舰龄都超过了二十年。

如今红军早就不是1931年时的土包子，手中除了缴获的轻步兵炮外。

更有苏联援助的数十门76.2毫米野战炮，根本无惧那些老爷爷级别的内河炮舰对射，加上先前战役的缴获，红军在长江边上布置了六十门苏制76.2火炮和炮党的那几艘旧军舰对射。

九月十日这天的炮战，对炮党内河舰队威胁最大的火炮恰好是林汉从海里打捞上来的卡莱尔号上的海军炮，该炮本就是海军专用的对舰的高速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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