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所宠用的只是如张俊等庸将和贪夫，他们玩物丧志，反而使皇帝较为放心，在他看来，有贪心即无野心。

张俊大约是南宋初的首富，喜置田产，故江、浙间两淮岁入租米仅百万石。

及死，诸子进黄金九万两。

而秦桧呢？

至少也是南宋初的最大贪墨官僚之一。

宋高宗对他的贪污行为并非不知，但宋高宗当时隐忍不发，等到秦桧死后，皇帝下决心在朝廷清除秦党，却又下诏对秦桧、秦熺父子等赃罪并免追究。

其他如宋高宗宠用的宦官冯益、陈永锡、康谞、张去为等人的处置，也都是如此，则其惩治贪污**的虚伪，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建炎、绍兴之际，贪污**政治的最大保护伞，正是宋高宗本人的皇权。

江州知州汤鹏举因皇太后还宫，进钱三万贯，这是在绍兴和议后宋高宗生母韦氏被金人放回，即所谓皇太后回銮盛典的一个小插曲。

在民力十分凋敝下的所谓进助”宋高宗居然下诏奖谕说，‘尔治郡可观，裕财有素，归其积馀，有相礼仪。

人悉如斯，事安不济！

备观诚意，良切叹嘉’。

这当然又是奖励臣僚用搜刮得来的大量铜钱，直接向皇帝行贿。”

“宋高宗不是一个东西！”丁云毅不屑地道。

“也许宋高宗的确不是东西，好皇帝则不然。

果真如此？

宋太祖无论如何算是宋朝最好的皇帝，他严厉惩处不少贪官，却又对大贪官王全斌等曲法包庇。”叶原先笑了笑道：

“国家财政收入有限，历代都不可能为低官提供优厚的官俸。

古代有关养廉的议论和措施，不可胜计。

宋朝名相王安石就是一个力主高俸养廉者。

他承认当时的清官‘千百而无十一’，还不足百分之一。

但他实行变法后，如前引李新之说，还是‘廉吏十一，贪吏十九’。

正如元朝的女真人乌古孙泽常说的一句话‘士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

他身一布袍数年，妻子朴素无华。

养廉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俭’字。

自奉不俭，薪俸再厚，到头来还不是贪得无厌那。”

他重重的发出一声叹息：“清官不仅须忍受生活上的清苦，而且在官场大都是郁郁不得志。

等级授职制的官场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而粪土上浮。

得上司青睐，能排挤同列而上浮者是粪土，而被上司厌恶，受同列排挤而下沉者是黄金。

有句话叫‘结党营私’，确大有内涵。

盖在官场中，欲营私就必须结党，不结党则不足以营私。

受众多贪官排挤者正是清官。

在官场中，施展各种歪门邪道而得利、而蹿升者，则是贪官。

宋朝陈宓所说‘大臣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默之士，都司枢掾，无非亲昵，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

这正是官场的常态......”

他说到这里也完全的放开了：

“宋朝著名的抗金名将宗泽是元祐六年进士，而奸相兼大贪官王黼则是崇宁二年进士。

宗泽质直好义，是个自奉甚薄的清官，却因拒绝执行宋徽宗的错误政令，屡遭贬黜和处分，屈沉下僚，直到北宋末，还只是当一个磁州知州。

然而晚十二年的进士王黼却得到宋徽宗的宠用，宣和元年拜特进、少宰。

由通议大夫超八阶，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

就在同年，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虔，除名，编管。

宗泽抵制宋徽宗耽溺道教，劳民伤财，兴修神霄宫之类宫观，受到极重的处分。

宗泽年近七旬，在国难当头时，方得崭露头角，在临终前不到两年，生命大放异彩，却是非常可悲痛的异彩，否则，他肯定在史册上是默默无闻的。

两人的荣枯岂不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丁云毅听到这里，忽然接口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政治相对清明的国家，无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国家进步，如此我们还需要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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