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不知道，正是因为白银在中国唱了主角，世界经济居然由此产生了巨变，西方很多帝国的崛起，竟都渊源于此。

在十五十六世纪。

全世界经济实力最强大，最富裕的帝国，当然是中国。

所有国家的商人们最想做生意的对象和地方，也是中国。

但拿什么和中国交换呢，一直让各国商人们头痛不已。

中国物产丰富，工艺高级，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但他们却没有中国人需求和喜欢的商品。

直到中国确立银本位，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是个双向融通。

相辅相成的过程。

因为外国商人不断输入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使得国内白银供给丰富。

反过来因为白银越来越多，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才有实施的基础和可能。

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时代，拉开了帷幕。

因为中国需要白银，美洲的银矿开始没日没夜地开采，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西洋运到欧洲，再经地中海到中亚到南亚，穿过马六甲海峡。

或者直接从墨西哥开动大帆船驶过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马尼拉。

在东南亚通过国际贸易，这些白银被云集那里的中国民间商人们带回了浙江和福建。

还有一个国家也搭上了白银的快车，那就是日本。

过去在朝贡体系内，日本也缺乏和中国贸易的商品，他们卖得最多的是精致的武士刀。

但白银成为中国主币之后，银矿丰富的日本也开始大量向中国出口白银。

在中日两国间做生意的，大都是葡萄牙商人。

到底有多少白银流入了中国？

从1550年开始，中国从各种渠道大约获得了六万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

从隆庆元年）到崇祯十十二年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三万万五千万西班牙银元以上。

当然，这些银元大都被化成了银锭和碎银，在中国流通和储存。

美洲白银到了欧洲、奥斯曼帝国，还能感受到它们的流动，但是只要到了中国就一去不返。

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原产于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数量之大令人咋舌。

丁云毅很清楚，自己在另一个时代的教科书中明代那章有个重要小节，专门讲述“明代工商业的蓬勃发展”，老师会强调说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

问题是：这萌芽早不发晚不发，为何偏偏在明代中后期出现？

因为白银。

世界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是因为我们出口了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

反过来白银进得越多，对这类商品生产的刺激也就越大。

但在白银没有成为主币以前，这类生产是被束缚的，发展面临障碍。

因为百姓交田赋必须是实物，所以他得去摆弄庄稼，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必须服徭役，也不可能全力以赴从事贸易和生产。

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得不到保障，商品生产规模化就很困难。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破除了这个难题。

因为所有的税收可以用银缴纳。

你可以不种粮食了，只要交银子，你也可以不服劳役了，只要交银子。

哪来银子呢？

去干手工业，去做贸易，可以挣更多银子。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据当年欧洲传教士的记载，仅松江一地就有二十万织布工人和六十万纺纱工人。

而南京地区，众多陶瓷厂每年要生产一百万件精美瓷器。

江浙地区，每年能生产出六亿棉布。

海外贸易就更加浩浩荡荡。

主要以福建和广东人为主的海外贸易商往来穿梭于南洋各地，与世界各国的商人贸易。

仅福建泉州的月港就驶出一千零八十六艘船，到达吕宋的马尼拉。

拖去的是生丝和丝织品，拉回来的是墨西哥的银元。

马尼拉和巴达维亚被称做“唐城”，因为大量的中国商人、工匠和手工业者在此定居。

其中“闽人三十六姓”，就是被这些称做“南洋中国人”中的精英力量。

有了白银这种大家公认的，并且是充裕的交换媒介和价值标杆，不仅海外贸易如火如荼，国内远距离大宗商品贸易也被激活起来。

江南的人开始大量种桑养蚕，生产丝绸和棉布，福建人开始大量地种茶，而广东人则热衷种甘蔗，江西人不但做瓷器，还生产靛青等染料供应苏杭，长江上游的湖北四川则生产粮食供应东南。

大运河重新疏浚凿通，贯通了中国两大水系，各地商人们便在密布的河网中东奔西走。

过去盐商需要转运粮食到军队驻扎地，才能获得政府给的贩盐许可证，现在只要交银子就行了。

昔日穷乡僻壤难谋生计的农民，以及其他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现在有了新的行当，就是做手工业者商人、伙计。

中国赫赫有名的晋商、徽商，以及沿海的闽浙商帮、宁波商帮、潮汕商帮应运而生，初显峥嵘。

商业如此兴盛，财富远远超过昔日的农业产出。

每年南方向北方输送的白银五百多万两。

当时有官员说，南方成了皇帝的又一个“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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