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济，最底限，将来也至少是辽西辽东当地的重要官员！

大明秀才很多，穷人家的秀才连糊口都难，但是有钱人家的秀才，已经算是不小的功名了，功名只有和金银捆绑在一起，才更能生辉。

若是韦宝能再进一步，弄个举人的功名，单凭韦宝今日捐赠24万两纹银巨款的功劳，再花费点银两，直接便可以补一个七品官的缺。

而且韦宝现在这么年轻，就这么有头脑，有手段，以孙承宗的慧眼看来，韦宝将来必定大有作为，所以，他很想弄清楚韦宝是否与他的想法一致。

当然，孙承宗的这些想法，就不是韦宝能琢磨透的了，韦宝还以为孙承宗年纪大了，话多？

见谁爱跟谁聊兴趣爱好？

还是看自己有眼缘？

喜欢跟自己聊天？

反正没啥文化修养的韦宝，是不会想到孙承宗这是借着谈养身修身，在试探自己的政见，他还远没有到能与古代大儒谈文论道的思想境界。

“韦公子啊，夫道，寂然无物、无形、无名、无体、无象，远存于先天之上，近存于一心之内，广被万物而无或遗，中应万事而无不当。

故天下万变万化，要皆备於吾心，一心不动，肆应咸宜。

孟子曰：“自求即得。”自求者，自求于吾心也。

举心，则性自在其中矣；举性，则道自在其中矣；举道，则天地万物自在其中矣！

故言孺家之道统圣脉，一是以存心养性为工夫为头脑。

心性存养之道及其下手方法如何？”孙承宗问道。

韦宝一怔，你自己爱聊就聊吧，老是问我干什么？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吗？

但韦宝有个优点，听不懂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会接一句：“我没有想这么深，但我觉得督师大人说的很有道理，句句引人深思，跟我想的一样！”

孙承宗赞赏的点了点头：“要亦静而已矣。

心之体本静，性体亦然。

感于物而动，缘于欲而动，动则失其本，而违于道矣。

道不可须臾离，故心不可须臾动。

天地万物，生于静而长于静，失于动而亡于动。

余故曰：‘静罔不吉，动罔不凶。

’此古哲之所以谓‘一动不如一静’也。

《大易》所谓‘寂然不动’者，所以存其本心，养其性体也。

所谓‘感而遂通’者，在其寂然不动，则湛然无物；湛然无物，则洞然虚明；洞然虚明，则有感即应，应而遂通矣。

其所以能应而遂通者，盖洞然虚明，则灵觉不昧；灵觉不昧，则一神独耀，则无知而知，无得而得，不能而能，不神而神。

故能有感斯应，而应无不通也。

兹为世人修圣人之道与成圣人之道之方便起见，特再将历代圣哲所述圣人修养之圣脉心法，无论其言道、言德、言学、言理，凡可应用于静坐中，以之为内修工夫炼养者，择要简述之，并明其条理体系，用为儒家中人修养内圣工夫之，准绳与典则。

并免徒让道佛二家圣哲专美于前也!故就散见于往古经籍中之圣言圣法，归纳之共为十二条目，以为儒家中人修持“超凡入圣”工夫之心法。

且此十二条目，不必一一全修，择其性之所近者，任修一条或二、三条，均可几于圣地。

亦非谓除所举条目外，便无修持之法，惟大体说来，此即为内圣修养之最重要纲目。

至其静坐中之诀法，亦当尽量择要简为指出，以供学者之所取法焉！

其须自契自证，非言语文字之所可得而传者，亦惟有略之矣。”

孙承宗说完，看着韦宝，期待韦宝的看法。

韦宝这回早有了准备，将练习太极拳的时候，常五爷常说的一句话引述了过来：“大道常存文字外，真途不在语言中。”

常五爷每到让韦宝自行领悟动作窍门的时候，都会说这一句，韦宝早已经铭记在心，所以碰到模棱两可的谈话，便自然而然的用上了这么一句。

孙承宗闻言大喜，已经确定韦宝的想法与自己很相近！

是个可造之材，对韦宝更加喜欢。

同时确定，韦宝这种人的想法，到了这个年纪，已经趋于成熟，一般不会再有大的改变了。

有学问的人，就爱通过这种聊天方式辨认对方的想法，尤其是像孙承宗这种大儒。

孙承宗是看重王阳明的心学和道德修养这些的。

而东林党是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

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论辩、研讨、撰文、出书，对王阳明“心学”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空、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

东林党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

尽管东林书院和古代其他书院一样，讲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经史著述，但其不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性、实用性较强，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讲实学，办实事，有实用，求实益。

东林党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

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

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

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

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

如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商税繁多，要求执政者“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贩运）”。

可是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

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

山西巡抚魏允贞在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领矿、税，为民祸害。

魏允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责。

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税使。

同年，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这些矿监、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富人也蒙受其害，这样下去，势必激起大乱。

李三才反对矿监、税使的言行，在当时影响最大。

他于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就任凤阳巡抚。

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有好几个矿监、税使，残害百姓。

李三才在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万历帝，揭露万历帝派遣税使、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严惩太监陈增的爪牙，罪大的则加以捕杀，打击了陈增的气焰。

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终于伏法，远近大快。

李三才“以折税监得民心”。

两淮地区发生灾荒时，他经报请朝廷获准，对灾民加以赈济，还免除了应纳的“马价”（一种苛税的名目），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声望日隆，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

齐、楚、浙党一派官员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奸诈贪横。

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

由于一再受到攻讦，1611年（万历三十九），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

这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入阁事件。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死去，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因反对矿监、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

至此，反对矿、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触动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开馆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打击东林党，同时造编《东林点将录》等文件上报朝廷。

韦宝虽然弄不明白孙承宗想说什么，但孙承宗的意图，韦宝总算看出来了。

知道孙承宗这是对自己起了惜才爱才之心，想‘招揽’自己。

韦宝估计，孙承宗可能想让自己做给弟子啥的？

这年代不是很流行师徒关系么？

尤其在官场，这是很铁的一种关系。

对于孙承宗表露出来的意思，韦宝既没有很高兴，也没有不高兴。

能得到孙承宗这种朝廷超品大员的青睐，若是在现代，韦宝磕破头都愿意，别说超品大员，随便跟七品县级官员有一点点关系，人生都将大不同吧？

但是现在的韦宝，不会轻易的表露情绪，实际上，他内心也的确是平静的。

韦宝知道孙承宗在魏忠贤手里滚蛋回家的历史，好像是魏忠贤想拉拢孙承宗，孙承宗不愿意和宦官搞在一起，然后触怒了魏忠贤。

也知道孙承宗曾经在崇祯朝又起复，然后又被排挤滚蛋回家的事。

所以韦宝不用研究孙承宗这个人，也大概能推测出，孙承宗应该既不是阉党分子，也不是东林党分子，应该属于中间派。

中间派其实是最难立足，最难保身的，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像是走钢丝一般。

韦宝也想走这条路，但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能力走，所以偷偷在私下里搭上了王体乾那条线，现在算是阉党的边缘人物。

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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