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当然，韦宝对朱由校分析的时候，肯定不会说崇祯朝的事情，只是说假设建奴现在挥师入关会怎么样。

两线作战的困境，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

同时，为支持战争，也分流了对救灾的投入。

因此，可以说，明末民变与辽东战事有紧密的间接联系。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

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小宝，你说的太好了，国库没有银子，内忧外患。

与建奴和不得，打又打不起，朕真正是处处为难，这烂摊子，朕只要一日多想，那日就头疼脑涨，什么都做不了了。”朱由校痛苦道：“小宝，知道朕为什么这么器重你吗？

因为你是头一个主动向内帑交银子的官员，只有你小宝的心里有大明，有朕啊！”

韦宝一汗，敢情，皇帝是因为自己这段时间往内帑连连交银子而欣赏自己的啊？

看样子，不但是普通老百姓需要银子，皇帝更需要银子。

“陛下，微臣只能根据浅薄的见识，做一点浅薄的分析，实在是没有什么好主意。”韦宝很谦虚的道。

一来，他是真的没有啥好办法能让大明快速起死回生。

如果他重生到皇帝身上，直接当了皇帝，可能还好一点，自己暗中培养一支贴心人马，至少近卫护卫力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大刀阔斧的搞改革。

可他不是皇帝啊，自己只是一个五品小吏，搞个毛改革，才提出一个文字狱的建议，已经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韦宝更知道，现在魏忠贤已经对自己起了杀心，再要是惹魏忠贤，搞不好等下皇宫都出不了了。

“小宝，你不要有顾虑，朕很信任你，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朕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是你对朕说的！

你不相信朕吗？

这里并没有外人。”朱由校殷切的看着韦宝，“军屯荒废已久，一天两天怕是不能恢复了。

而且各地驻军向朝廷伸手伸惯了，如何还肯自己种田？

大明两面御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建奴起来，肯定要抵御，农民起来闹事，也必须打压，都是没办法的。”

韦宝看着皇帝炙热的目光，心中却毫无波澜。

从头至尾，韦宝不过是一个伪明粉，韦宝关心的是华夏的未来。

一，韦宝知道，改变历史有多难，他自己现在就处于历史中，改变历史，是不是会让他凭空消失，他都不知道，不敢贸然乱试验。

韦宝所指的改变历史，是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大明灭了建奴，或者建奴提前灭了大明这样。

这都是直接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啊。

另外，韦宝也不关心谁灭谁，韦宝更关心的是底层老百姓，不想看到最底层老百姓过苦日子，白白送死。

“陛下，微臣实在是没有什么想法，至少现在没有，要是微臣以后想出来了，一定与陛下商量。”韦宝只能推脱道。

朱由校闻言，很是失落，叹口气，然后点头道：“那好吧，小宝，你刚才不是说大明还有许多问题吗？

你接着说吧。”

韦宝嗯了一声，以他自己的见解继续分析。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是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

明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

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

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便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国本是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

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

这种新经济因素出现并繁荣而最终未能突破农本束缚而夭折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宝年间，在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下，各行各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没能在体制上给予适应的体系化配套建设。

而是草草应付，设置相应行业的税使征税而已。

而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出现倒退，新经济随之在战乱中大幅削弱；新经济因素与农本可能出现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年间，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市民经济相当发达，各种服务市民阶层的行当与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发展。

交子、飞钱、瓦子的出现，活字印刷术的推广，说书业的兴盛，以及相应户籍体制中出现的“坊郭户”作为一个单独户种的出现。

城市极大繁荣，海外贸易繁盛，无不体现了新经济因素的到来。

而“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免役法”“均输法”无不体现了新形势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利用金融业的雏形。

这次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可能进入近代的机会。

但是，毕竟时机条件还是不太成熟，经济上农业仍为绝对主导。

法律条文是旧式的，保守派与变法派官员是旧式的，皇帝是旧式的，思想是旧式的，整个社会原有体制与思想和社会经济条件均大体与旧体制符合，而少数不成熟的“冒头”思想很快被淹没，至于变法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重重问题，更明显带有旧体制的深厚烙印。

当然，苛求古人超越时代的限制，也是极为不合适的。

只能说这是历史环境的必然。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以致到靖康之变，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使得农本与新经济的矛盾再次强制性化解。

因为新经济在长期战乱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统治中遭到极大削弱，其基石农业也发生暂时性衰退。

第二次新经济因素未能突破农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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