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道：“没事，都有个过程，在我们这里见的多了，以后自然会不一样的。”

韦宝不光是给宋应星这个面子，他觉得宋应星两个儿子挺有眼缘的，加上年纪不大，也想要两个这样的人跟着自己。

吃过饭，韦宝与宋应星聊天。

谈起金融，宋应星道：“其实在我看来，天地会中央银行已经远远强于外面的各家商号，就算历史最悠久，最成体系，规制最完善的晋商钱庄也无法与我们相比的。

只是总裁不拿足够的本金出来，光想以未曾稳固的权力获取巨额财富，这难度才会比较大。”

韦宝笑道：“不见得，咱们虽然比他们先进，可晋商钱庄有这么久的历史，且基本的兑换，存储，房贷业务都很成熟，咱们想在他们手下杀出一片血路，也不容易。

至于投入咱们的银子，我是不合考虑的了，宋先生不必再劝。

天地会中央银行还是老规矩，除去总行，其他各地分行，每个省的存银无须超过一百万两。”

宋应星见韦宝这么坚持，不敢再劝，但还是深深忧虑。

这回他们从韦家庄过来，虽然没有带来金银，却带来了等价于一千万两的天地会纸币。

明代初期是推行纸币制度，禁止使用金银的，然而前进到五十多年后，英宗即位，大明宝钞已退出流通领域。

于是，放松用银的禁令，公开使用白银，使白银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泛，而取得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基本的货币职能，成为正式的货币。

这一变化的原因应从纸币、铜钱、白银三者在流通中的变化和发展去寻找，即从实际出发去探索其规律性，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首先从大明宝钞流通情况进行考察。

大明宝钞制度是不兑换的纸币制度，由于军需支付繁重，铸钱数目又不多，只有靠发行纸币来应付。

在洪武十三年便已有通货膨胀的现象，随后发生了新、旧钞差价倒钞问题，并愈来愈严重，使纸币的购买力大大贬值，宝钞制度开始败坏。

永乐二年左都御史陈瑛因纸币愈益奎滞提议实行户口食盐法，即食盐税，规定大口令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月食盐半斤，纳钞五百文，藉以收回流通中过多的纸币。

仁宗即位时，尚书夏原吉又提出增添“门肆、门摊诸税”，具体措施收回在流通中充斥的纸币，以提高其购买力。

并建议“官钞宜少出”，但实际上行不通。

明宣德年间大明宝钞继续贬值。

刘定之针对这一情况，主张收缩通货。

到了明英宗正统元年解除用银的禁令，大明宝钞实际上已不行使。

成化二十三年邱海以“物与币两相当值”为论据，抨击实行不兑换纸币制度与通货膨胀政策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主张实行以银为主，钱钞并行的货币制度。

从此白银已获得合法货币的资格，并在货币流妙兼用。

七成用钞，三成用钱。

在大明宝钞不断贬值的情况卞，人民自然乐于使角铜钱，以求尽量减少损失。

在禁用铜钱行不通的情况下，公开让铜钱与钞票在市面上流通。

可是明初铸钱很少，洪武、永乐、宣法年间虽曾铸钱，但数量不多，加上私铸猖撅，劣钱泛滥，造成钱分等级，因而铜钱在流通中已不可能成为明代的主要货币。

再从白银流通的情况看，开始是严禁使用白银，但禁而不止，在纸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它的流通范围却愈来愈广，终于成为明代中后期的基本货币制度。

所以造成这一局面，概括起来一是纸币的不断贬值和铜钱减少私铸猖撅，促进了白银的广泛使用。

二是白银更适合充当货币的材料。

因为白银与铜钱比较具有优点，同质性、易于分割、不腐烂、体积小而价值大、便于携带，并能执行货币的更多职能。

三是白银的生产量大量增加，基本上可以满足流通中的需要。

这一条也很重要，虽然过去就有白银，但数量少，形不成流通中的基本货币。

在明万历年间，大开银矿，所以银钱的铸造，比以往其他朝代的银钱要多。

加上当日士世界各国都掀起开金银矿的狂潮，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四是开展国际贸易的需要。

明初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许寸板下海。

明中叶以后，放松了海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海外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并逐步增加。

通过贸易把中国的货物输往国外，与此同时美洲银元、荷兰银元也通过菲律宾的华侨流入中国。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白银确实带来许多方便，既可以充当购买手段、支付手段，而且还可以充当贮藏手段。

就是说，黄金白银可以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这是纸币铜钱所不能替代的。

所以白银成为明中叶后的基本货币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大进步。

尽管明代纸币流通了五、六十年后就退出流通领域，纸币制度败坏了，但不少有识之士对纸币本身的作用仍给予肯定。

明初任巴陵主簿的叶子奇认为，元朝纸币的流通，“用以权百货轻重，民甚便之”。

它的失败‘去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后世变通不得其术也”。

就是说，元代开始实行的是权钱的兑现纸币，后来的失败就在于发行数量过多，不能维持兑现。

他说，“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

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使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哉”。

因此，他主张实行有钱货为之本的兑现纸币的流通制度，并且不会有什么害处。

他把纸币的兑现和凭盐引领盐、茶行领茶的兑现等同起来，说明他没有注意它们的区别，因而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

因为盐引、茶引的发行数必须同国家掌握的实有盐茶数相等或多余一部分，盐茶引才能兑现。

若国家掌握的盐茶实有数少于盐茶引标明的数量，就会有一部茶盐引不能兑现。

而纸币的发行数却可以多于现金准备数的几倍，同时又大致符合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不仅持币人能买到货物，而且币值也能保持稳定。

其所以如此，就在于纸币是货币的符号，能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而盐引、茶引却不具有这一职能，它们只起着汇票性质的作用。

但叶子奇提出用兑现纸币来调节物价的办法，却是比较深刻的。

他说:“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人之货重之日，权衡轻重与时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

譬之池水，所人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则一池之水动荡流通，而血脉常活也。

借便听人之沟虽通，所出之沟既塞，则水死而不动，惟有涨浸淫，而有滥筋之患矣，此其理也”。

就是说，当货轻即物价低时，要投放货币，当货重即物价高时，要回笼货币，使流通中的纸币保持一个客观的适当数量，池中之水能动荡流通，如人血脉能常活一样。

否则就会泛滥成灾。

叶子奇的上述比喻十分生动形象地说明纸币在流通中必须保持正常的数量，才利于纸币的顺利流通和币值稳定。

曾任明英宗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的刘定之，在大明宝钞不断贬值时，仍对纸币持肯定态度。

他认为“珠玉金宝可以为用矣，而不能多得，谷粟布帛可以为用矣，而不能致远。

腰万贯之缉，手方寸之褚，寒可以衣，饥可以食，不珠玉而自富，不金玉而自足，盖亦古人抚世便民之良规也”。

他还赞成以纸币代替钱币流通。

他说“民之所赖以生者谷帛，而一环之钱诚若何所用者，然而钱可以致谷帛，则用钱可也。

民之所赖以用者钱货，而一尺之褚又若何所用者，然而褚可以代表钱货，则用褚可也”。

就是说，纸币和钱币一样，都可以用来交换衣食，可以使人“自足”“自富”。

为何昔日之钞有流通，是“利民之事”，而今则成为“病民之本”，他认为“夫前代许民以昏钞赴官倒换，而纳其工墨之钱，故钞无滥恶。

前代许民以交、会赴官收纳，而充其赋役之类，故钞有流通”。

“今也不然，钞之造于上也，有出无纳;钞之行于下也，有敝而无换。

及其征钞于民也，豪商大贾积钞子家而无征，奸管猾吏假钞为名而渔猎，阎左贫民寄田产质妻子，而后得钞以送之官，大臣谋国扰郡县暴间里，而后收钞以贮之库”。

因此，他提出改换新钞，或则收回旧钞的办法，并做到“上之所以赏赐傣给者以渐而出之，下之所以输纳赋役者时或而取之”。

纸币就可以畅通。

这些论述，尽管对前代的纸币制度作了美化，但对统治阶级的官吏利用纸币渔猎人民的贪婪本性却进行了有力揭露。

对于维持纸币币值的稳定也有积极意义。

有两位晚明的科学家的货币观点，一位是著名数学家李之藻，他是赞同使用白银的。

他说:“磋乎!圣王治天下，因民之情与之宜之，不深强也。

今民情不以钱币，而以银币，非一日矣，上又求金之使旁午，而积金之府岁拓，明夺其所欲，而予之以其所不欲，强而行之，无乃藉青轶(铜钱)以愚黔首，天下攘攘，其亦有辞”。

意思是说，使用白银已非一日并深得人心，现在又要改用铜钱，“强而行之”，与此来愚弄老百姓，必然会造成天下纷乱。

宋应星对于化挤寸白银为币也是赞同的。

他说，“普夭之下，民穷财尽四字，整额转相告语，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工运旋而出者也。

天下未尝生，乃言乏。

其谓少肠遨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之物而言耳。

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褚(货币)也。

今天下何尝少白金所少者，田之吾谷、山林之本，墙下之桑，池之鱼耳。

有饶数物于此，白锻、黄金疾呼而至，腰缠筐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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