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便是大骂韦宝，先过一过嘴瘾再说。

李精白、刘养噩、乔广进、乔东升那边众人散了，韦宝在海防总督衙门马上就得到了消息。

“恭喜总裁，现在能稍微松口气了，他们都走了，看样子不打算再挤兑海防钱庄了，海防钱庄算是躲过了这次风潮。”林文彪前来报喜。

“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这是他们的第一板斧，后面肯定还有招数的，怎么样也得有个三板斧吧？”韦宝叹口气道：“咱们抢夺了别人的利益，抢了钱，就是断了财路，断人财路等同于断人生路，不死不休的局面。”

林文彪点点头，“的确是这样，可这些坑害老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不义之财，本来就不属于他们！”

“这话看怎么说了，他们吃惯了这种不义之财，自然认为这天生就该是他们的命运！

就像帝王家，他们会管为什么生来就当帝王吗？

只会觉得天生万物，本来就应该供养皇族。”韦宝淡然道。

林文彪一怔，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暗暗觉得总裁想的好高深，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一些。

虽然天地会的教育中很重视政治教育，但是时日尚短。

而且韦宝的政治教育走的是半封建礼教，半资本主义制度的论调，并没有完全去封建化。

现在是半封建半奴隶制的社会，只要能全部清除奴隶制度的残留，社会就已经会非常进步了。

若是上来就全盘资本化，市场化，根本行不通，那样，会乱套的。

韦宝并没有盲目的去追求完美，去追求人人平等，他不喜欢那样的空泛口号，除了骗人，什么作用也起不到。

“准备一下，我现在要去见张维贤。”韦宝道。

“总裁现在就要去？”林文彪一惊。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韦宝道：“既然海防钱庄暂时没有问题，接下来不管他们怎么做，我们都必须保证有足够的武力，想有足够的武力，只能拉上京营这张大虎皮。”

“我们在张维贤那边派了人，但是只打入了外围，总裁贸然求见张维贤，可能会吃闭门羹，要不然总裁先写一封信给他送过去，看看他愿不愿意见您吧？”林文彪道。

“不必，不见再回来就是了。”韦宝果断的道：“今晚就走，争取明日下午能到张府，不必准备马车，我骑马就成。”

“是，总裁。”林文彪见总裁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敢再多啰嗦。

一六二五年山东大旱，七月又起蝗灾，山东饥荒，灾情最严重的济南一带易相食。

在这个夏秋交接的时期，整个北方都很惨，到处在闹饥荒。

韦宝不经历这样的时代，真想不到居然所有人都惨成这样。

这也更加坚定了韦宝想让更多老百姓活下去的念头。

想让更多的老百姓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动大地主阶级的奶酪。

朝廷赈灾是肯定不用指望了的。

虽然皇帝和魏忠贤现在手里都有了一些钱，但魏忠贤的钱是绝对不可能拿出来赈灾的。

皇帝倒是有可能，可韦宝刚刚给内帑供应的时间不长，几个月也就送给内帑二百来万两纹银吧，这些钱都拿出来赈灾也仅仅够一个省的范围，甚至像山东这种大省都不够。

更别提整个北直隶都遭了灾，要赈灾，肯定也得先紧着北直隶，毕竟是天子脚下。

而且皇帝也不可能一次把家底都拿出来，好不容易弄到点银子，还没有捂热乎呢，肯定是催促户部赈灾，户部哪儿有银子啊？

能拿出几万两都不错，根本是杯水车薪。

明朝末期，朝廷财政亏空极为严重，造成这种局面的其实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

韦宝认为，明朝末期税制改革失败是主要原因，此外天灾人祸不断，土地兼并严重，特权阶级“合理避税”同样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

税制改革失败是主要原因，明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国策的原因，农业税的确成为了朝廷财政的支柱。

如到隆庆四年（1570年）左右，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3078万两，但其中的农业税却高达81%，工商杂税只占到了12%。

进入嘉靖末年，朝廷财政拮据的情况已经出现，此后朝廷虽然多次进行了税制改革，但又因各种原因先后三次被废。

张居正去世，税制改革一次失败。

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改革，而税收方面的改革重点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效果是明显的，朝廷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

但这却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

在张居正去世之后，张派开始遭受清算和打压，此次改革宣布失败。

万历皇帝去世，税制改革二次失败。

张居正的税收制度被废后，万历皇帝明显感觉到了国库的紧张，因此又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的方式，增加国库收入，这部分收入主要用在了支持边镇用度方面。

不过虽然内库属于皇帝的私房钱，但其收支仍然受户部干预和管理，因此万历的这种做法被称为了所谓的“贪财”，而事实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大部分都是由内库支撑的。

在红丸案、移宫案之后，东林党开始在万历死后再次把持朝政，掌权后的他们立即废除了万历制定的税制，使得国库再次开始紧张。

魏忠贤去世，税制改革三次失败。

天启年间，由于辽东战事吃紧，空虚的国库根本无法应对巨大的支出，于是魏忠贤掌权后，开始再次着力推进税制改革，他的做法是加大工商税的征收，并派遣镇守太监对税收情况进行监督。

使得国库开始再度充足起来，但这却加剧了阉党和东林党的冲突。

至于辽东的战事，则是怎么省钱怎么来，再加上各层将领的盘剥，导致辽东缺饷越来越严重，最终激起兵变。

三次税收改革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其实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廷用度紧张的问题，但最终都在代表士绅利益的文官，尤其是东林党人的抵制下已失败告终。

土地兼并严重，特权阶级会千方百计的避税。

既然朝廷以农业税为主，那么前中期的农业税都能够支撑朝廷用度，为何到了明末时期农业税却无法满足朝廷的支出了。

韦宝认为主要就出在了土地兼并严重和特权阶级合理避税两点上。

明末由于朝政的整体腐败，民间土地兼并情况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

皇室宗亲、各级官员与民争利，他们通过利用手中的权力或掌握的财富，大量侵占官地和民间私田，甚至连太监、勋戚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大片土地，导致全国大部分土地都落入了这些利益阶层手中。

然而就是这些掌握着全国大部分土地的利益阶层，他们却又拥有另一项特权，那就是根据明朝的律法规定，举人（及以上功名）、僧侣、皇室宗亲等阶层是可以不纳税的。

这也是为何普通百姓和无功名的地主会用“投献”的方式，将自己土地挂在特权阶层名下的原因。

特权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将全国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而他们又可以利用制度漏洞来不用纳税，朝廷的收入怎么可能不减少。

从17世纪开始，即万历后期开始，明朝开始进入小冰河时期，气候发生严重变化，北方风沙日益严重、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减。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气温的骤降和降雨量的减少也达到了秦汉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整个明朝末期灾害不断，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灾害此起彼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以土地为生的底层农民的生存。

各种自然灾害的持续爆发，导致土地数量和产量都急剧下降，这不仅导致以农业为主的北方百姓生活极为困苦，自然也严重影响到了朝廷的收入。

如果这种现象在盛世，朝廷或许还有能力应对，但却恰恰出现在了明朝末期，这简直就是灾难性的。

明朝的灭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库空虚，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不仅无法弥补亏空，甚至就连军饷也发不出来，这在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封建社会是致命的。

《明史》中记载，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300万两白银，但这并不能算是明朝每年的总收入，因为明朝很多时候不按现银收取赋税，而是直接纳粮。

如果把其他一些纳粮的赋税折算成白银的话，明朝每年的总收入约为1000万两，最高的一次是在1602年，也只有区区2295.3万两。

和清朝时期每年的国家收入比起来，这个数字确实太少了。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年时间里，清朝政府每年的收入都在8000万两白银左右，1891年更是搞到8968万两，清朝一年的收入抵得上明朝全盛时期四年的总收入。

但是清朝收入高于明朝从某些方面来看也许并不算是什么好事。

收入多来自税收，明朝时期的赋税就已经很重了，清朝的税收则更重。

虽然在康熙帝时曾规定在康熙五十年后出生的人口不再增加赋税，但是清朝的税收，实际上还是一直在不断加重的。

税收来源多。

封建历史上，每个朝代的赋税重头都是田地的税收，但与历代不同的是，清朝在对关税、盐税、鸦片税的征税都很重。

此外，清朝在人口数上是明朝高峰期的两倍左右，人人都要吃盐，盐税就等于变相的人丁税。

清朝时期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

财政收入虽然很高，但是米价、布价等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也是一直在上升。

人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因为国家财政的“虚胖”而有好的改善。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每年还要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库也是入不敷出。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在清朝时期，大批的美洲白银流入，白银不再像清朝以前那么稀缺和值钱，所以数字虚涨并不代表价值增加。

一个国家是否发达要看国家每一个阶层的人民是否能够感到幸福，清朝后期虽然看起来财政收入很高，但是物价高，赋税高，钱不值钱，人们感受不到幸福，国家自然也就谈不上强大。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国家怎么有钱，但是只要农民穷的吃不起饭，怨声载道，这个朝代就离灭亡不远了。

为了解决明朝政府的财政问题，张居正实行了名为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并在几年后立即收到成效，使国库的存银从亏空猛增到上千万两。

正因为张居正的改革，万历才有能力打赢“万历三大征”，解决明朝的内忧外患。

明朝在种种弊病之下还能延续近五十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可谓是功不可没。

但是这样一项貌似利国利民的改革，却在张居正死后没多久便被荒废了。

韦宝是很佩服张居正的，张居正已经位居首辅之位，为何放着荣华不要而去推行这样一项得罪人的改革。

实际上，并不是张居正没事找茬，而是那时的大明朝实在是病入膏肓了，再不进行改革真的就要完蛋了。

韦宝求见张维贤的经过很不顺利，投了帖子之后，张维贤推诿说身体不适，不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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