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在考虑与建奴和谈的时候，几乎没有怎么犹豫，韦宝是很想和谈成功，不想建奴阻碍自己发展，不想与建奴对耗。

因为韦宝知道历史进程，担心的点并不在建奴那边，而在大明内部。

当时明朝的两线作战，使注意力不能专注于一处。

资源本来就不足以支撑国家，又两边一起大放血，再强的体质也得倒下。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最终大明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

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步兵骑兵混合编队，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只剩下孤零零的山海关。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

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

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也日益严重，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

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

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直隶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

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

国本是封建体制的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

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明清鼎革的结果最终也导致了江南新经济因素的挫折。

满人入关之后虽仍有所发展，但受到了许多对其发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

这种新经济因素出现并繁荣而最终未能突破农本束缚而夭折的现象，在中国出现过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宝年间，在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下，各行各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没能在体制上给予适应的体系化配套建设。

而是草草应付，设置相应行业的税使征税而已。

而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出现倒退，新经济随之在战乱中大幅削弱；新经济因素与农本可能出现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年间，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市民经济相当发达，各种服务市民阶层的行当与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发展。

交子、飞钱、瓦子的出现，活字印刷术的推广，说书业的兴盛，以及相应户籍体制中出现的“坊郭户”作为一个单独户种的出现。

城市极大繁荣，海外贸易繁盛，无不体现了新经济因素的到来。

而“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免役法”“均输法”无不体现了新形势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利用金融业的雏形。

这次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可能进入近代的机会。

但是，毕竟时机条件还是不太成熟，经济上农业仍为绝对主导。

法律条文是旧式的，保守派与变法派官员是旧式的，皇帝是旧式的，思想是旧式的，整个社会原有体制与思想和社会经济条件均大体与旧体制符合，而少数不成熟的“冒头”思想很快被淹没。

至于变法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重重问题，更明显带有旧体制的深厚烙印。

苛求古人超越时代的限制，也是极为不合适的。

只能说这是历史环境的必然。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以致到靖康之变，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使得农本与新经济的矛盾再次强制性化解。

因为新经济在长期战乱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统治中遭到极大削弱，其基石，农业也发生暂时性衰退。

第二次新经济因素未能突破农本经济。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第三次新经济因素再次发展到了与农本经济相冲突的地步，而这次最为尖锐，因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终究没有突破农本经济体制。

因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分为两条线。

新经济因素建立于农本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根据历史经验，农本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而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不过是农本经济发达带来的副产品。

而土地大兼并酿成社会动乱，社会动乱的结果摧毁脆弱的新经济。

而随后的清军入关又一次加剧了这一结果，新经济再次受到限制。

总之，明朝的灭亡一定程度上是农本经济的周期性矛盾。

经济发展，土地大兼并，社会矛盾激化，动乱，经济衰退，再发展。

所造成的结果，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率有着殊途同归的结局。

而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规律的又一个适用者，这一链条中最后的牺牲品。

“赔款四百万两，还要开放清河作为通商用途，还要准许韦宝的军队驻扎，他们当自己是什么？

是我们满人的主子吗？”皇太极愤然道：“父汗，我拿到这份条约，本来都没有打算给父汗看。”

“不必再议！”努尔哈赤果断道：“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我命令你们领三万精锐铁骑，以皇太极为统帅，再战韦宝的兵马，一定要将他们重挫，让他们知道我们满人的厉害！”

“是，父汗！”代善，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一起答应。

三人旋即领命，出了沈阳城，各带本部精兵。

“皇太极，你向来足智多谋，这次咱们怎么打？”代善忧心忡忡的问道。

三人在努尔哈赤面前表现的很勇悍，都是要与宝军拼命的态度。

但现在没必要装了，表现反差最大的是莽古尔泰。

莽古尔泰叹口气道：“问皇太极，皇太极能有什么好主意？

带兵冲呗！

咱们三路大军从三个方向一起杀出，只要有一路冲破了韦宝大军的防守，便赢了，冲不破的话，一样是被人当成活靶子的命运。”

虽然莽古尔泰和代善都没有多少与宝军征战的经验，但两个人并非对宝军的火器一无所知。

只要将明军的火器，用三十倍的威力计算，就可以得出宝军的战斗力。

明军的前膛炮都是打石头子和铁蛋的，一发炮打出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杀死一个人。

宝军一炮只要打到建奴密集的人群当中，杀三十人真不是不可能。

皇太极想了想，他也的确没有什么好办法。

“不能硬冲，事实已经证明过了，正面硬冲不是办法，咱们的兵马不如杨古利，杨古利也绝非不善战，这点，你们都清楚！”皇太极道。

“那你说怎么办？”莽古尔泰瞪了皇太极一眼。

“兄长，父汗这回让我们去打，并没有明确说怎么打，咱们要谨记，这一趟，绝对不能再大量死人。”皇太极道。

“不死人，长期围困？

只怕父汗嫌我们办事不力。”代善道：“我其实是赞同杨古利的说法，对付这种有强大火器的大军，正面打，不是办法，只能派出小股精锐骑兵在外围袭扰，困死他们！”

“总不能不打一场的。”莽古尔泰道：“父汗正在盛怒之下，长期袭扰，这不得打到猴年马月？”

“就像下棋，咱们一支人马在正面，两路人马到侧翼扎营！

呈品字形围困敌军，等他们来打我们！

现在就扎营。”皇太极笑道：“这样，我看他们如何补给，而且我的探马来报，说韦宝的军队在拿下了杨古利的大营之后，已经将大部分粮草和火葯都运走了。

他们若要长期坚守，肯定得等河边的人运送补给过去。”

“这条可以！”代善响应道：“就这么办。”

“那至少也得等几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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