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天启皇帝对袁崇焕这份奏疏的批复详细摘录是：“得旨：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

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

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

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

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

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

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

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

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

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

蹈实而做，需时而动。

正也，奇在其中矣。

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这里天启皇帝对袁崇焕的大话以及给魏忠贤拍马言辞没有丝毫顺应，相反针对他的大话吹牛，接连发出了六个排比质问。

这一连串极为具体的质问，把袁崇焕的牛皮戳的体无完肤。

而且最后更是明确告诫袁说：“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要他还是老老实实做好实事再说，少来这些大言不惭的把戏。

这份批复只能是出自于天启皇帝自己的手笔，那些阁臣谁敢在一份对魏忠贤谄谀献媚，歌功颂德，报告形势大好的奏疏的批复中，对魏忠贤只字不提，反而大泼冷水？

而魏忠贤对一份边臣，领兵官员给自己拍马奉承示好的奏疏，只会趁热打铁，笼络唯恐不及。

又怎么会如此不解风情的浇冷水，言辞训斥。

只有天启皇帝自己，才会给出这样的批复。

而这个时候的天启也不过才21岁而已，嘴巴上的毛都还没有长齐。

说明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思维周密程度，头脑清醒冷静，都已经远在中年人的袁崇焕之上了。

天启四年的时候，毛文龙的一份塘报里提醒政府，自己接到情报后金和蒙古人勾结，有绕道蓟镇攻入关内的图谋，需要严加提防。

《明熹宗宝训》卷四一段，天启皇帝给内阁的训示，恰好就是天启皇帝对毛文龙塘报的反应，显示出他对毛文龙情报的高度重视：“上谕内阁，朕览登莱巡抚塘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前事。

为屡获活夷，斩首级，得获鞑马夷器等件。

虽功微小，实挫贼锋。

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

朕心岂不嘉悦。

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

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

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

作何策应？

筹度周全，务保无虞。

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

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

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

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

特谕。”

而当时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的反应却是很麻木迟钝：“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

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

举世不言复辽，独我皇上自为社稷远计，不忍高皇帝百战土宇，顿坏于逆贼。

举世要省兵、省饷，而皇上特敕接济文龙，此恢复之大机也。”

两相对照之下，显然天启皇帝的见识比起他的老师孙承宗要更高明一些。

从天启二年以后，后金不但不能再前进半步，反而不断退缩，并非偶然，更不是什么天启皇帝运气好。

天启皇帝朱由校重用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原因也不是乱来的。

至于从天启四年之后，熹宗重用魏忠贤对东林党人进行严厉打击，这个恐怕不能完全说成是受魏忠贤操纵愚弄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天启面临和他的爷爷万历皇帝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里慷慨激昂的吵架，这样下去的话，国家的行政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以及人事牵掣造成的内耗确实太大了。

天启确实也头疼的很。

天启二年二月的时候，明熹宗实录里有这样的记录：“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览科道官，屡疏纷嚣，全无正论。

辽左继陷，皆因经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

朕深切惊忧，昨张鹤呜慷慨自请视师，具见忠义为国。

江秉谦妄言乱政，已从轻薄罚，今又结党渎奏，各逞已见。

不恤国家之急，臣谊何在？

尔部院便传与大小各官，以后务要虚心，协力共图宗社大计。

将当行事，务着实整理，毋事空言。

再有仍前乱言，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

当时辽东刚刚溃败，全辽丧失，而那些言官们还在不停的争吵，十六岁的天启皇帝实在是不堪其扰，只能训斥他们别再吵了，现在国事都危急到如此关头，你们还要这样争吵不休，究竟是在干什么。

过了两个月，事情还是没有好转，那些官员还是成天说空话，喷口水，扣帽子，乱吵架。

天启皇帝只能再次训斥：“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

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

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

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

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徵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

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

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

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褫。

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

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

也就是说他上任当皇帝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操劳国事，而你们这些官员在干什么？

叫你们不要再互相攻击争吵了，你们还要争吵？

再这样下去，绝不姑息了。

可实际上，我们看熹宗实录，后面这类官员争吵的记载还是依然如旧，常常是长篇累牍的奏疏，我攻击你，你攻击我。

我给你扣帽子，你给我打棍子。

天启皇帝忙着劝架当和事佬都来不及。

但对相关官员的责罚仍旧是非常轻微的，往往就是扣除几个月俸禄了事。

应该说在和平时期，这样吵一下，也无伤大雅，反而是政治宽容民主的表现。

但明朝当时已经是战争时期了，还这样吵来吵去，骂来骂去的，确实要坏事。

天启皇帝头疼万分，但他生性仁慈，也始终无法下辣手来整治。

到天启四年，东林党杨涟等人上疏攻击魏忠贤，非要置魏忠贤于死地，恰好让事情发生了转折。

说起来这又是东林党自找的，因为那个时候魏忠贤也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而杨涟等人却已经象打了鸡血一样，将之看成似乎比努尔哈赤还要可恶的对象，咬牙切齿的罗织罪行，非要灭之后快。

天启皇帝当然不愿意魏忠贤被处死或流放，而魏忠贤为了保命也要自卫。

这样一来，天启就加大了魏忠贤的权力，让他去对付东林党了。

就这样，原先天启皇帝朱由校狠不下心来做的事情，魏忠贤全给做了。

天启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无数骂名去把东林党的清流压制下去。

但可以说东林党被打下去的结果，绝不是天启因为怠政让魏忠贤操纵的结果，而多半是相反，是魏忠贤被天启皇帝和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利用的结果。

天启皇帝既然不能象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用太极推手，用部分罢工的方式以柔克刚。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只能用这种辣手了，这并不是他情愿的结果，而是处在他的位置上，为国家百姓利益考虑下所能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

天启皇帝重感情、重亲情的性格特点，也注定了他不是一个狠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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