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也很简单，客氏对熹宗太过重要，甚至难舍难分，其原因多样，但主要仍不外乎客氏从小照顾熹宗起居。

可以从熹宗的敕谕里看出其对客氏的感情。

兵部等衙门接出圣谕：盖闻侈功笃物，朝廷有崇报之章；恩泽溥颁，臣下无向隅之念。

朕昔在襁褓，气禀清虚，赖奉圣夫人客氏事事劳苦，保卫恭勤。

不幸皇妣蚤岁宾天，复面承顾托之重。

凡朕起居烦燥，温饥暖寒，皆奉圣夫人业业兢兢而节宣固慎，艰险备尝，历十六载。

及皇考登极匝月，遽弃群臣，朕以稚龄，并失怙恃。

自缵承祖宗鸿绪，孑处于宫壸之中，伏赖奉圣夫人倚毗调剂，苦更倍前。

况又屡捐己俸，佐桥工、陵工，助军鼎建。

逆想青宫夙绩，曾成鞠育渺躬，加以累次急公，而懿德益茂。

亘古今拥祜之勋，有谁足与比者？

外廷臣庶，那能尽知。

简在朕心，于兹十七载，盖未忍一刻忘也。

今朝廷三殿庆成，捷音迭奏，朕感今怀昔，加尚良深。

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奉圣夫人可特加恩荫，用彰殊典。

该部即便议拟安确，速奏闻，以昭朕与念今简元功、恪遵皇妣顾托至意。

特谕。

看这份敕谕，再联系一下之前熹宗对魏公公的描述，那就很简单了，这就是对奶爸和奶妈的感情，这种从小到大的感情，不是外廷几个大臣随便弹劾一下就可以改变的。

熹宗对魏忠贤的奖励也不是天启四年之后才开始的，泰昌元年九月，就廕其兄魏钊为锦衣卫正千户，天启元年正月因魏忠贤侍卫之功，于陵工完成时叙录，当年九月叙功，熹宗还特地除高时明之名，而叙魏忠贤，被魏忠贤辞免。

天启二年正月、天启三年七月又叙功，可想而知熹宗对魏公公的宠信。

此外，弹劾魏忠贤也不是从天启四年六月开始的。

泰昌元年九月，杨涟就弹劾魏忠贤参与盗宝案，后被查出魏公公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接着刘宗周、周宗建、王纪、方大任、王心一等都接二连三弹劾魏忠贤、客氏等。

魏公公在内廷是越做越大，天启三年下旬又兼掌了东厂，反而是刘一燝、周嘉谟、王纪等纷纷去位。

东林在外廷盈朝的时候，丝毫抵御不住魏公公在内廷的盈朝。

王体乾既掌司礼监印，逆贤既窃柄，遂升梁栋、诸栋、史宾、裴昇、张文元为秉笔，而杀王太监安，复驱逐原选熹庙张后之刘克敬于凤阳而亦矫旨杀之，摈斥掌东厂之沈荫而畀宋晋，驱逐大臣王纪。

顾秉谦看向韦宝的眼睛，韦宝的目光很清澈。

“你真的愿意放弃海防总督衙门，让旁人出任总督？

你什么都不要，只想让大明凑集到银子？”顾秉谦疑惑的问道。

“自然！”韦宝道：“我对陛下，对大明忠心耿耿，日月可鉴。”

顾秉谦点了点头，对韦宝的印象大为改观，还真看不出来韦宝居然是一个忠臣？

贪归贪，但并不是所有的贪官都不忠诚的。

顾秉谦见过的官员太多了，包括他自己就是巨贪，但是顾秉谦认为，该为大明效忠，为陛下效忠的时候，他顾秉谦也不会比旁人差！

“爵爷，要不然这样吧，老夫与你联名上奏，你看怎么样？”顾秉谦退了一步，被韦宝说动了。

韦宝笑了笑，给顾秉谦讲了一个有关于大秦帝国战神白起的故事。

战神白起以16万的秦兵包围45万赵军，杀25万，降20万而这20万降卒尽数被杀。

白起自己不愿，也不忍杀降卒，但在王命不可违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杀。

此且不说，但当他想乘胜攻取邯郸，消灭赵国的主张遭到秦昭襄王的否决，半年之后秦昭襄王又要他重新带兵攻打邯郸，他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已过，出兵必败，昭襄王不听，果然损兵折将。

昭襄王再次请他出征挽救败局，他说：为将者，明知战不能胜，却还要牺牲士兵生命，他不能这样做。

此后，无论是丞相范睢威胁利诱也好，王上施压督促也好，他都推脱不去。

一个专制王权下的臣子，能够这样爱惜士兵生命，为了秦国的国家利益，百姓利益以及王上的长远利益，如此不顾个人安危，实乃古今罕见，难怪他能成为战神。

战神者，能够把国家利益和士兵生命放在首位，审时度势，依据实际不受干扰的做出正确决策。

这是基本规矩。

昭襄王关注的是“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然而，作为一国的至高无上的王，秦昭襄王更重视的是自己的权利，重视的是臣僚对自己的忠诚，对自己的绝对服从。

至于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利益，士兵的生命，那都在其次。

面对战神白起对战争前景的透彻分析，他显然知道战神是正确的，但他恼火的是你白起口口声声的秦国利益，士兵生命，“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历史的真实究竟是否这样，想不探究。

儒教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王永远高于臣民，重于社稷。

也许剧作者对此不满，所以塑造了这样一个情节。

登上社会巅峰的统治者，极少有把民众和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至上。

出身草莽的大明太祖诛杀功臣，想的就是为自己的儿孙稳固最高地位。

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最高地位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担心的是武将们像他一样发动兵变。

就是那个世代颂扬的李世民，他也只是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而对“水”实行宽松政策，又何曾把民众利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

为官之道，要把掌权者的利益，尤其是最高掌权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官场的潜规则。

忠臣终究都输给了奸狡。

秦昭襄王与范雎君臣单独对话，秦昭襄王明确的说范雎是阴险奸诈的小人，但却表示自己喜欢范雎，原因是范雎能够绝对的服从他，投他所好。

这就是掌权者与奸狡小人的关系。

但忠臣就不一样了。

战神白起信奉的是自己的能力，他的地位是在出生入死的刀光剑影中拼杀出来的，他的战神名声是靠他浴血奋斗出来的。

因此，他认的死理就是国家社稷的利益，是士兵的生命鲜血，是颠扑不破的战争规律。

这样的良臣，从来都不招掌权者的喜欢，但掌权者又迫于形势需要不得不用。

一旦掌权者认为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这些良臣就会被弃之若破履。

司马迁笔下的“飞鸟尽，良弓藏，走兔死，猎狗烹”就是这个意思。

战神白起在王亲自登门也不肯出征的情况下，先是被解职，后是赐死。

战神白起靠的是百战百胜的能力，范雎靠的是巴结逢迎的嘴皮。

能力斗不过嘴皮，战神良臣败给奸狡小人。

纵观历史，这也是一条规律。

忠臣，忠于谁？

中国的传统思想把“忠”作为极为重要的道德要求全体国民，中国历史充满了对忠臣的歌颂和褒扬。

表面看，这是绝对的正能量。

但是战神白起的死明确不过的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臣子应该忠，但应该忠于谁？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还是忠于皇帝或国王一人。

儒教传统特别强调“君君臣臣”，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提倡的“忠”至始至终都是对最高统治者皇帝或王的忠诚，而且这种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哪怕这个君是倒行逆施的昏君，暴虐无道的民贼。

所谓“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就是提倡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忠。

最典型的是“赵盾弑君”案。

一个不理朝政、沉湎欢乐，草菅人命，以杀人取乐的暴君。

他不顾百姓死活的搜刮民脂民膏来装饰他的宫殿。

在宫殿上公然以强弓硬弩射人取乐，因为煮出的熊掌不对他的胃口就杀了厨师，宠信佞臣而残害忠良。

托孤老臣赵盾勤于政事、为民做主、克己奉公，多次规劝竟遭到他的厌恶，便派武士鉏麑刺杀赵盾，鉏麑佩服赵盾忠心，触槐而死，以表自己不能杀忠臣，也不能违背君命。

刺杀不成，就想在酒宴上杀死赵盾，武士提弥明牺牲自己救下赵盾。

赵盾为了避祸逃出晋国避祸，走到半路就传来了赵穿杀死暴君的消息。

晋国臣民都为此庆幸，但史官董狐在史书上却记下了“赵盾弑其君”并公示于众。

孔子就明确的评价董狐正直，批评赵盾是“弑君”的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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