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极则看的比较开，“我觉得没什么。”

阉党的确是很看得开的。

自从融入了这个时代之后，韦宝能看到，能想到很多以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情。

杨涟所上的《二十四罪疏》后，由魏广微票拟的圣旨，奉圣旨：朕自嗣位以来，日夜兢兢，谨守我祖宗成宪，惟恐失坠，凡事申明旧典，未敢过行。

各衙门玩愒成风，纪纲法度十未得行一二，这本却将从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亲裁尽从旁落。

至于中宫贵妃并妃事情，宫壼严密，况无指寔，外庭何以透知。

内言毒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

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聀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扰，姑不问。

以后大小各官务要恪守聀业，不得随声附和，有抗违不遵的，国法宪典具存，决不姑息，该部知道。

实际上，此类把锅往自己身上引，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圣旨，熹宗也不是第一此搞。

如天启元年十月，刘宗周弹劾魏忠贤时，天启就说：朕自登极以来，遵守祖宗法度，讲学勤政，并无宴游等事。

刘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当重治，姑从轻罚俸半年，以后堂上官还著督率司属各修职业，毋淂沽名奏扰。

天启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弹劾魏忠贤，熹宗回复：言官互相攻讦，骋辩求胜，何得无端牵引。

章允儒阁揭申救，讲筵奏请，有何曲解？

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从私挠？

降处允放，各官并推典阁臣，悉朕亲裁，何人厄逐？

本内所言交结陷害等事，有何实据？

凭何见闻？

着周宗建从实回将话来，该部知道。

天启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周宗建奉旨回话之后，熹宗又批周宗建奉旨回话，自当明白确奏。

乃尚牵连揣度，委于风闻，好生恣臆沽直，姑从轻罚俸三个月，该部知道。

除去刘宗周、周宗建因与杨涟弹劾得程度及内容有所区别，而导致得圣旨指责轻重、内容不同外，大体都是不差的。

从中也可以看出，仅仅只是二十四罪疏，根本无法导致天启四年下半年的政局颠倒，其本质原因还是东林内讧和魏广微、崔呈秀等人的依附，这当然也远远谈不上所谓的下大棋，还是熹宗宠信的近侍结交大臣进行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而且即便是如此，魏公公本人对东林的态度，都不是不死不休的。

时为魏忠贤主笔者数人，世传赵鸣阳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为汶上举人，而郭万程曾受业其门，当杨左之逮也，郭私为营救于内，忠贤意亦将释，而傅应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语，故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惧祸潜逃。

从中就可以看出了，真正想要东林诸公命的，不一定是魏忠贤本人，而是积极为其筹划的，天启初年被东林排挤，或者和东林反目成仇以及投东林而不被接纳的那批人，借杨涟《二十四罪疏》这个茬开罪魏忠贤，而魏忠贤交结东林又被拒，只能依靠其他外廷之人之力，驱逐东林。

而这批人则出主意，必定要弄死东林，自己才好上位，内外勾结，才会有东林党祸。

所谓的初，忠贤积恨东林诸人，数论其罪，实于三案及京察、封疆无预也。

群小欲籍忠贤力为报复地，驱除异己，遂籍此数事一网罗之，清流之祸，此为烈矣。

把熹宗重用魏公公套上阴谋论，很符合明粉们所谓的如果不是崇祯即位，换个人上，明朝都不会亡这种奇谈怪论，而这种奇谈怪论发明的背后则是明粉们对清王朝的不屑，以及对汉族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覆灭的惋惜，但他们通过各种奇谈怪论，发明历史，各种打着阴谋论、人性分析来占据舆论，显然是犯众怒的。

如果有一天明粉发现，天启的法子崇祯都用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办？

崇祯就是不懂政治平衡，就是废除厂卫，就是不收商税，就是不用太监，就是十七年年年众正盈朝。

宣府年例银每年两，天启六年发8000两，七年发120000两，拖欠两大同年例银每年450630两，天启六年发11488两，七年发137400两，拖欠752372两山西年例银每年206300两，天启六年发29000两，七年发74000两，拖欠309600两延绥年例银每年433739两，天启六年发62470两，七年发173144两，拖欠631864两宁夏年例银每年133795两，天启六年发32072两，七年发99629两，拖欠135889两甘肃年例每年197588两，天启六年发42291两，天启七年发86036两，拖欠266849两固原、下马关年例188191两，天启六年发105195两，七年发70089两，拖欠201098两蓟州年例银每年426871两，天启六年发244976两，七年发157247两，拖欠451519两密云年例每年365391两，天启六年发169258两，七年发151000两，拖欠410524两永平年例每年289866两，天启六年发91693两，七年发105000两，拖欠383039两昌平年例每年140232两，天启六年发115681两，七年发53000两，拖欠111783两易州年例每年146595两，天启六年发65996两，七年发46269两，拖欠180925两。

天启七年七月丙戌，巡抚山西牟志夔题：冲边缺饷难支，乞发京运以保危疆。

得旨：览奏，三关京运累年缺额数多，即天启六、七两年欠军饷多月，而西路抚赏尤为无措，饥军待哺，边储仰屋，将何以济。

著该即将六、七两年春、夏二年原题京运欠数速行措发，以称厂臣竭虑筹边抒画恤军之意。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陕西巡抚胡廷宴疏言：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

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

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

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外。

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

乞将前欠银两速发，以奠危疆，报闻。

天启七年十月丙申，甘肃巡抚张三杰疏言：平镇二千里长边，处处临外。

以京运言之，节年累欠至七十余万，天启六年年例尚该银一十五万余两，西安等处欠银自天启元年至今共欠八十余万两。

西兵利于马战，而库如悬罄，乞借给十万金以济。

旨令带运欠数著户部上紧拨发，民运欠数行抚按查催，勒限完解，马价银两并与确核。

天启七年七月壬午镇守宣大太监葛九思题：宣镇缺粮数月，乞亟催二运，以杜脱巾。

得旨：览奏，宣镇戍军待哺数月，向赖厂臣指纵节发京运以救湏臾。

今京、民二运积欠二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饥军将何接济？

着该部将京运不拘何项，先行凑发，以济然眉。

其民欠着该镇抚、按速咨该省直抚、按严立考成，以完欠数目定大计，黜陟务守催额欠前解该部，都如议速覆行崇祯元年三月壬午三边总督史永安会同巡抚延绥岳和声、巡按李应公合疏言：延饷积欠相因，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启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至二十七个月。

千里荒沙，数万饥兵食不果腹，衣不覆体，盈庭腾诉，麾之不去。

间有脱衣鞋而易一饱者，有持器具贸半菽者，有马无刍牧而闭户自经者，有饿难忍耐而剪发鬻市者，枵腹之怨久酿，脱巾之変立生，此延镇缺饷之难也。

因臣部匮乏，或缺饷五、六个月，或至三十个月，岂不是二年半！

上问：三十个月是哪里？

臣对：是延绥。

东林有两大渊源，一是地方书院讲学，二是万历中期朝廷斗争中反首辅的官员，特别是吏部官员。

要说阶级代表性，那和诸多其它官僚派系的代表性没啥区别，地主阶级、商人而已，带不了一个“大”字。

另外还要考虑它的地域性问题。

其实万历时期的各地官员形成的政治派系多了去了。

常有人说东林“代表江南”，然而东林党的大本营在常州，一边有统合苏州人的昆山党，一边有浙党，皖南还有个宣城党。

可谓四面环敌。

谈迁《枣林杂俎》：万历末，朝士分党，竞立门户。

有东林之党，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金坛于玉立等，废居讲学，立东林书院，而常镇人附之。

有昆山之党，则顾天峻及湘潭李胜芳，苏人附之。

有四明之党，则沈一贯，浙人附之。

有宣城之党，则汤宾尹，而宁国、太平人附之。

有江右之党，则邹元标；有关中之党，则冯从吾，各同省人附之。

冯尝督学山西，则山陕合。

冯、邹又讲学相善，又江右山陕合也。

经济史上所谓的江南指的是明代南直隶的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等五府、太仓州与浙江的嘉兴、杭州、湖州等三府，统共八府一州之地。

显然东林连狭义的经济江南都“代表”不了，更别说代表全国的地主阶级了。

再来看一个具体例子。

缪昌期《自序》：朱烏程久棄鄕曲，輸肝吾黨。

朱国桢一个浙西湖州人，来参加东林都被常州府江阴县人缪昌期说成是“久弃乡曲”背叛家乡，可见真东林所出的地域范围是很狭窄的。

当然，东林初起时又有以讲学会友的一面，所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域性的。

那么除了常州一带之外，出身其它地方的那些往往被称为“东林”的官员又是什么来头呢？

文秉《先拨志始》：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派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為歸宿。

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

其為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

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

左右分袒，元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秦人、晋人、江西人是东林的传统盟友，不过也只是“外此”的盟友而已。

齐人经常联合浙人，与楚人并称三党，但楚人也曾经与东林合作。

黄尊素有句话说的很清楚：晋人争巡抚，先生语太宰曰：“秦、晋、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变，参卹典而关中之人心变，再使晋人心变，是一鬨而散之局也。”（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和秦、晋、江西“同舟”的是谁呢？

就是狭义的“东林”在政治上的势力，真正的我者了。

这个真东林不过是诸多派系中的一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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