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虽然是站在御车二楼说的这番话，但毕竟无遮无拦，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圣驾一行，不少人都忍不住三三两两讨论起来。

高务实这些年来的功劳确实是大，这一点倒是没人敢睁着眼睛说瞎话，强行去否认。

而且中国自古以来的习惯，夸人的时候往往都很夸张，最着名的大概就是谢灵运那句“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

所以，皇帝用“朕有今日，其功三分在朕，二分在群臣，余下半数在你”来夸高务实，看似惊人，其实这“三分”也好，“二分”也罢，乃至“余下半数”都不必太过当真，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表达皇帝的某种心情，而非确指。

不过，却也不能小看了这句话，因为这句话真正的关键不是高务实的功劳具体有多大、占万历朝功业有几分，而是在于皇帝说这句话的心情——换句话说，皇帝是以何种心情说出这番话的，又为何要当众大声说出。

总而言之就是：皇帝为何要这样当众夸赞高务实的功劳？

要知道，此次圣驾南下至今，马上就要祭孔，接着便要封禅，最后还要去南京拜谒孝陵。

这次出行可不是游山玩水，是有明确且重要的政治意涵在内的。

此时忽然大夸高务实，很难说皇上没有什么政治动机。

皇帝是御极天下三十载的壮年天子，一言一行绝不会无的放矢，而随行官员大多也都是官场上的老油子了，绝不会天真的认为皇帝只是兴致上来随口夸夸。

高务实这些年功全文武，如今已经是内阁首辅兼户部尚书，实权可谓加无可加，甚至连加衔都给到了太傅，再往上就只有那个一般不会给活人的太师了。

考虑到高务实功劳虽大，可年龄毕竟还不到四十岁呢，这太师现在可真不能随便给，要不然下一步……

于是众官很快得出结论：恐怕能让皇上这般亲自造势，只能是打算要给元辅晋爵了。

元辅当初直接跳过伯爵，上来就是一个南宁候。

现在从皇上的举止来看，在这次南下途中某处，应该就要册封元辅为国公了。

中立派的官员对此比较淡定，虽说国公作为大明朝人臣的最高“名器”，朝廷除“开国”、“靖难”两系之外，其余都给得十分谨慎。

确切的说，“开国”、“靖难”之后，就只有英宗朱祁镇封“夺门之变”中立有军功的石亨为忠国公；宪宗时封朱永为保国公。

不过中立派不介意这些，因为在他们看来，高务实的功劳比石亨、朱永高了不知多少，甚至就算比起开国、靖难两系国公之中的多数人也毫不逊色。

非要说的话，恐怕只有中山王徐达够和高务实的功业一争长短。

只不过他们一个是打江山时期的功臣，一个是守江山时期的功臣，这种比较最难，还不如不要比了。

不管怎么说，中立派官员对于皇帝释放的这个政治信号采取默认态度——你不说要封，我也不会劝；你说了要封，我也不会谏。

心学派的官员就没有这么淡定了，不说如丧考妣吧，至少也是个垂头丧气。

在他们看来，高务实如今的地位本就已经深固不摇了。

自从沈阁老南下备巡，赵阁老根本不敢与高元辅争锋，被京中戏称为“唯唯阁老”。

再加上一个早就被看做是高元辅应声虫的周阁老，如今的内阁根本就是高元辅的一言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元辅还再次晋爵为国公，那可真是位极人臣，官、勋两巅峰啊！

想到这里，几乎所有心学派出身的官员都暗自追悔：早知道当年拼死也要拦住高务实文官封侯这件事，毕竟获封武臣爵位便不能干预中枢政务。

就像王文成公那样，一旦获封了新建伯，就绝了进入中枢理政的机会，于数年后病逝。

另外两位文官封爵的王骥、王越，前者即便参加了夺门之变，也只做到兵部尚书，后者更是死在甘州任上。

总之这文官封爵的“三王”都没能进入中枢，以至于似乎成了某种“成例”。

这下倒好，因为当初没有拦住皇上，使得高务实以文官封爵还能继续在内阁辅政，后来经过一些事情，干脆做到了首辅。

如今更妙了，侯爷还不够他当的，皇上还要给他个国公爷耍耍！

这叫什么事！

这么下去，全天下官员都要跑到实学派一边去了！

哼，什么实学派，不就是打着富国强兵的幌子，一门心思钻进钱眼里去么？

瞧瞧现如今各地的考课都是些什么条目：某地开荒多少亩，复录逃民、流民多少人入册，本年纳税多少两；又或者某地新开工场几处、矿场几处，新来商人几许，本年纳税多少两……

最坏的是，自去年起，高务实居然以首辅和地官之尊强推了一个名叫“勤政守廉银”的制度，为天下官员按照考课结果发放这种“勤政守廉银”。

似这般公然收买天下官员的举动，高务实居然好意思说这是因为“天下日富而官员俸禄过低，需以业绩量银，酌情优恤以励”。

简直无耻，无耻之尤！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只可惜，皇上被高务实蒙蔽太深，即便心学派官员整出个“十害”来弹劾，皇上也不为所动，不仅亲自朱批反驳了好些人，到后来甚至直接留中不发，反而立刻将这一制度推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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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派给高务实罗织了什么“十害”之罪？

分别是：贪财好货，与民争利，操守不端，急功近利，违背古训，轻忽教化，变法乱常，结交商贾，粗暴施政，图名务虚。

总而言之是坏透了。

可就是这么一个“十害”之人，现在居然还要封国公了，真是世风日下，让心学派一干官员痛心疾首，一个个恨不得天诛国贼……什么，他有大功？

那是伪装，是大奸似忠！

不过这些人也就这样了，还天诛国贼呢，圣驾随行的禁卫军都是高务实建立的，他们拿什么诛？

口诛笔伐？

早就被证明了屁用不顶啊！

与心学派官员痛心疾首作对照的，自然是实学派官员的弹冠相庆了。

礼部左侍郎方从哲更是突然成了香饽饽，许多官员都打着各种旗号跑来他这里打探消息。

吏部右侍郎叶向高也不遑多让，同样差点被人“围堵”，都是借故前来问问有无内幕消息，元辅是否真的要获封国公了的。

不仅他俩，甚至与人事任免几乎毫无关系的工部左侍郎李廷机，也因为是高务实的“嫡传三门生”之一而备受瞩目。

有人来问消息，有人来拉关系，总之也是见人见得不堪其扰，只觉得脸上的肌肉都因为要一直保持微笑而变得僵硬了。

好在曲阜毕竟不远，随着圣驾抵达曲阜，终于把他们解救了出来。

这下子，轮到刚刚界迎圣驾的曲阜县令忙得脚不点地。

他在拜见圣驾之后，要带着圣驾抵达曲阜县城，然后赶紧跑到衍圣公府等着再次接驾。

衍圣公孔尚贤身份比较特殊，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至圣先师，所以不必去界迎，而是在孔府门口等着迎接圣驾。

本代衍圣公孔尚贤，字象之，号龙宇，为孔子的六十四代孙，他的身影在迎接队伍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他站“C位”，而且也因为衍圣公的服饰独一无二。

孔尚贤生于嘉靖二十三年，如今已近七十，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他虽是衍圣公，出自读书人最尊崇的家族，但那双历经沧桑的眼睛透露出的却是一股不易察觉的锐利和精明，反而不见多少文气。

孔尚贤头戴云翅五梁冠，身穿赤罗衣，脚踏夫子履。

这身装扮正是大明衍圣公独有的衍圣公朝服，华贵而不失庄重。

与山东、东昌乃至曲阜当地官员一脸的诚惶诚恐不同，孔尚贤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丝毫不见怯场。

若是把高务实的坐蟒袍给他来穿，估计旁人得要以为他是某位阁老。

但他那微笑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精明与自负，这倒是和历代衍圣公名声不佳的形象不谋而合。

曲阜县令孔胤植站在孔尚贤的身旁，他身穿六品官袍，头戴官帽，面色同样淡定。

有人或许要问了，县令不是七品吗？

此人为何身着六品官袍？

因为他是曲阜县令，是孔家人。

唐懿宗咸道七年，也就是公元866年，当时皇帝就让孔子的四十代孙孔续来当曲阜县令，后来形成惯例，就基本上都由孔子的嫡系子孙来当县令。

到了宋仁宗的时候，皇帝封孔子的嫡长子孙为衍圣公，所以曲阜县令就由衍圣公来兼任。

后来王朝更迭，经历了金、元、明王朝，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衍圣公当曲阜县令却雷打不动，还由皇帝任命。

不过明朝还是有些不同，衍圣公的地位极为崇高，不仅是一品大员，而且还是礼仪上的文官之首。

这地位有多高呢？

高务实身为内阁首辅，在宫里走动也都是自个腿着，但人家衍圣公就可以在皇宫里骑马。

他到京城去，皇帝还要亲自过问，派人给他送吃的喝的。

但是这样一来，衍圣公这么高的地位，再让他兼任一个小县令就显得非常不合适，于是就有旨意下来，不再由衍圣公兼任曲阜县令，但还是由孔家选一个人来当曲阜县令。

这个曲阜县令也和其他地方的县令不同，他是六品官，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七品县令，也凸显出他的地位与众不同。

一个地方官一直由一个家族的人来担任，其实也让皇帝心里犯嘀咕，而且孔家的人里往往也有不成器的，所以皇帝也曾动过心思，不让孔家人继续干曲阜县令。

比如嘉靖年间，当时孔家的县令水平就不行，还肆意妄为，搞得当地鸡飞狗跳，就有言官上书弹劾这个人，嘉靖就想借机不让孔家人世袭这个县令了。

但是嘉靖刚把想法说出来，朝廷的大臣就出奇的一致反对，说这是祖制，事关天下读书人的观瞻，万万不可违反。

嘉靖一看阻力这么大，而且也不和大礼议直接挂钩，于是也只得作罢，仍是换一个孔家人替代原先那个县令就了事。

当皇帝的御驾缓缓驶入曲阜城时，街道两旁的百姓们纷纷跪拜，山呼万岁。

等圣驾抵达孔府之外，衍圣公孔尚贤和曲阜县令孔胤植也率领着官员和士绅们跪拜在地，以最恭敬的姿态迎接皇帝的到来。

朱翊钧在高务实的陪同下步下御车，只见他身着海蓝澜衫，腰系革带，头戴方巾，这一身朴素的士人装扮，更显出他的谦逊与尊重。

当然，没人会搞错他的身份——瞧那众星拱月的架势，身边陪同的还是一位身着大红纻丝坐蟒袍的重臣，不是皇帝能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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