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前后用度相比，两相几乎持平。

但得到的却是若大南方越来越好的经济支持。

因此仅提北方。

仁宗最多的时候，河北强壮二十九万人，义勇十九万人，河东强壮十四万四千人，义勇七万七千人。

主要是因为契丹想勒索，威胁宋朝导致的结果。

陕西保捷最高时八万八千人。

战事停息后，随着裁去，仅保留其中的一部分。

也养不起，就是不养，八十万乡兵耽搁的农事，让人无可想像。

到了英宗时，再度膨胀，陕西保捷十三万人，十万蕃兵，河北义勇十五万人，河东八万人。

其中还不包括刚刚被郑朗裁去的十六万义勇。

造成什么结果，看看去年的财务报表就知道了。

为了津补北方粮食，花了多少钱从南方运来。

甚至一度从岭南调粮过来。

也许这些义勇直接用费很少，然而因训练与调动，使得农业不前，一个是粮食自给自足，一个是从南方调粮，前后浪费会有多严重？

况且还有五十多万保丁。

本来保丁政策是不错的，地方上有保丁，能提拨出一些强悍的禁军补充，能协助地方政府防盗捉盗，对于保丁本身来说，仅是农闲时进行冬训，免其税，还有一些补贴。

乃是互惠互利之举。

但到治平之时，保丁也被破坏。

大户人家进入避税，同时官府又动用保丁来做差役，结果一些不该免税的大户逃税，真正需要救济的五等以下户因为劳役又耽搁生产。

军队不但要裁，而且要重新整顿了，否则国家经济紧张不说，百姓也苦之。

与我无关。

治平时西府之权全部让东府侵袭。

书上后，赵顼看了看文彦博一眼，然后又看着郑朗。

其实郑朗以前也说过，说得比文彦博更透彻。

也评论得更客观，不是韩琦想这样，是整个吏政败坏造成的结果。

韩琦在专权，地方官员不服，许多人不听其调动，大家各干各的，真不行，让俺们退吧。

俺们不想当这个官了省得遗臭千古。

韩琦看似大权独掌，实际还没有郑朗眼下二号首相政令管用。

当然，郑朗若不各方面牵就谦让退让，真来一个均贫富那么还不如韩琦，甚至马上就下台。

韩琦肯定不想有这个结果，但这个结果却产生了。

实际还没有黑下脸，多少想保留最后一份君子的颜面，若象蔡京那样，俺们就是小人，一抹黑到底又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情况。

正是因为心底一份良心，不想苛民，不上不下的，就象马英九那样，想两面讨好，最后两面都未讨好，统派不服，独派不满。

很客观的评价。

郑朗说过后才说第二次改革。

不过文彦博提出来，不管他是什么用心，皆是一件好事。

史上赵顼肯定不懂现在赵顼天天听郑朗讲，还有他用王旦的事说文彦博后，郑朗又进讲，陛下，你那样说不对。

王旦非是不进谏，关系那时真宗执政已经堕落，寇准闹都没有成功，况且性格柔弱的王旦。

强谏，面对一个不会听的真宗，还有丁谓王钦若等权臣王旦必会失败，离开朝堂。

若王旦离开朝堂，国家政治会更坏。

正是因为王旦在朝堂平衡着，真宗晚年虽亲近神仙，国家仍没有出现大麻烦。

郑朗说得急，说漏了嘴。

说了一句陛下，若换臣在那时，肯定会在失望之下，努力进劝不听后，离开朝堂归隐。

仅凭此条，王旦胜过臣远矣。

前面说完，后面赵顼盯着郑朗。

高滔滔在屏风后呛得咳嗽。

郑朗讪讪道，陛下，莫要想左，先帝也想有做为，只是身体不好，影响了执政能力，那时臣丁忧在身，无奈也。

赵顼不会相信。

但郑朗教赵顼就是这些道理，每次侍讲，他从来不讲经义，讲经义的大臣太多了，不需要他来讲，而是讲这些治国用人看人的道理。

比如改革，是改革，非是革命。

革命是颠覆性的，武则天用了革命二字，杀了几万几十万人，还不叫革命，至少称为不彻底的革命。

改革不同，性质比较温和，必须要团结大多数人，特别是权贵。

文彦博提出来，第二波改革就能让文彦博参与，虽对文彦博赵顼也不满，但不能因为自己喜恨用人。

文彦博影响力非同小可，若有他参与，第二波改革难度会减轻许多。

听文彦博讲完后，赵顼夸了一句：“文公，所言乃是良言啊。

朕回想了一下，去年直接间接用于军费的开支达到九千余万之巨。

不整治是不行。”

没有提韩琦之错。

但是上有所喜，下有所投。

接下来赵顼接到许多弹劾书奏。

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韩琦当初的种种做法，确实让许多人心中不满。

韩琦贬出朝堂，不满的情绪减轻了。

一度郑朗发起改制，居然许多心思不纯的官员想到韩琦好处。

但还有原因，韩琦总掌陕西五路安抚经略使，也就是执掌了陕西五路所有军政财大权。

陕西开发成熟，某些方面形成自我供给循环，这不是最可怕的，可怕有乃是军队。

各种军队达到五十万人，若不是郑朗将十六万义勇裁去，军队数量能达到六十多万人。

是文臣，文臣也不行。

想一想郑朗在两广的下场，两广离京城有多遥远，军队又有多少人？

正是因为执掌了所有军政财大权，言臣不停地叽叽喳喳。

最后逼得赵顼不得不让步，让郑朗领荆湖南路一路军政财大权，对北路的军政财权只有兼管权利，没有直控权利。

那是在做什么，大开发，为国家做百年大计。

韩琦无功有错，凭什么执掌陕西五路的军政财权？

有功，顾命之功，这是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说法就是政治投机，小人之为！

第三个原因，一部分大臣不欲多事，这类大臣还不在少数，俺不是投降派，不是苟和派，但国家现在这种地步，不以内治为主，为何在西方生事？

一个简单的道理，越软弱越有人欺负，越怕事事情越上门，但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似乎自宋朝起，一起糊涂了，最简单的例子，交趾一度很安份·但那个安份乃是南宋与朱棣打出来的安份。

不但以后，眼下郑朗讲破了嘴皮子，还有许多士大夫继续想以和为贵，和平发展！

这部分人对韩琦西进也产生了不满。

第四个原因，就是一些有良心有远见的大臣，确实与仁宗中期相比，军队混乱·用度惊人，不治理不行，提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前三类郑朗看也不看，直接让它们存档，看的乃是第四类。

但在陕西，韩琦觉得很冤。

自己来陕西做了什么？

什么也没做，不过就是筑两个堡城，能用多少兵力与财帛·凭什么对我上纲上线？

还有文彦博，你也太恶毒了吧。

这中间皆低估了梁氏的疯狂。

筚篥城成，赵顼赐名为甘谷城。

梁乙兄妹恶其控扼要害·使西夏势力不能向南蔓延，于是派了几千名兵士悄悄来到甘谷城下，袭之。

杨文广筑好城后离开了，守甘谷城的乃是秦凤都监张守约。

因为城防还没有到位，张守约不守反而出城迎战。

夏兵看到宋军出城而战，只有五百名宋军，大喜，兵分两路夹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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