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2/3)
叶子农说:“谈不上挡什么,我要有那能耐先把地震洪灾挡了,扯得着吗?
这不是跟谁作斗争,我也不是哪党哪派,仅仅是我的个人态度。
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好东西,打架斗殴干过,歪门邪道捞钱也干过,可你赶上了这种事,就是地痞流氓也得有个底线。”
戴梦岩说:“既然你的态度什么都挡不住,你这个态度就是没用的,为了一个没用的态度去拿命冒险,你傻呀”
叶子农说:“就这点而言,人类不是因为聪明而有别于其他生命的,是因为傻,人类傻到除了食物还要讲尊严、人格,还可以为这些不惜生命,在其他生命看来是够傻的。”
戴梦岩说:“那我就是那个其他生命了?
你骂我。”
叶子农说:“本来这个不属于傻不傻,你要非用这把尺子,就只能这么解释。”
戴梦岩问:“那属于什么?”
叶子农说:“不傻,也不聪明,是就这德行,说文绉点叫价值观。”
戴梦岩沉默了许久,说:“那就是我傻,傻死了。
是我让你来巴黎的,我以为只要把你保护好就没事了,原来我已经罪大恶极了,我妨碍了你的态度,我让你钻老鼠洞了,我还否定了中国人民的选择,我罪大恶极。”
叶子农说“你看,又干仗了。
这刚拿出点气量就掖回去了,咋这么抠门呢”戴梦岩说:“我就问你一句:你死了算谁的”
叶子农说:“想避免麻烦,可以不见布兰迪,可以不去纽约,可以先答题后拿钱,可以回国找个地方躲起来,可以不回国应讯,可以就任政治部长,可以签了政论片……只要修改其中的任意一个条件都可以避免现在的果,不缺这点智力。
这就不是算谁的了,是就是我这种德行的,遇到这种事我这种人就这副德行。”
戴梦岩不能否认叶子农说得有道理,而从心理上又无法接受叶子农的说辞,她想反驳叶子农的观点,却找不出清楚的表达,欲言又止。
叶子农说:“在北京你是汉奸婆,到了巴黎你就是赤色婆了,你就没危险了吗?
谁能保证你不会被迁怒呢?
你把叶子农保护起来自己出门了,一旦你被迁怒,按你的逻辑那梦姐就是叶子农害死的,叶子农就担得起吗?”
戴梦岩再次陷人了沉默,沉默了许久、许久,说了一句:“你走吧。”
叶子农问:“走哪儿”
戴梦岩说:“回北京。”
叶子农说:“如果是为了躲避风险回北京,那跟躲在这所房子里有什么区别?”
关起来是钻鼠洞,放出来后果担不起,送回北京也不行。
戴梦岩愤怒了,她想说:我该怎么做才对呢?
这回该我说了,你给我指条生路吧,给我个赎罪的机会也行啊。
又觉得这样说太啰嗦了,一把拽过挎包,狠狠地扔了一句:“你想逼死我吗?”
她愤然而去,而叶子农刻意在讨论前铺垫的“冷静”还是没起作用。
关不得,放不得,撒手舍不得。
戴梦岩性格刚烈,一向敢做敢当,但是这次却陷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困境,这不是艰难的选择,而是根本没有一条路可以让她走。
离开派拉姆公寓,脱离了直接冲突,戴梦岩逐渐从情绪化的状态冷静了一些,她驱车返回自己的住所,还没走到家就懊悔了,懊悔自己说出的那些话。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
走。
―你想逼死我吗?
她对这三句话尤其懊悔。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
一如果叶子农在柏林跟她说这个,以她的心态,一定会认为叶子农是找借拒绝她,甚至会骂他虚伪。
你走吧。
一这话就这么轻易从嘴里说出来了,这是她的真实想法吗?
不是。
你想逼死我吗?
一叶子农连奥布莱恩都没抱怨,能怪罪她吗?
回到家,她思掉鞋一头扎在沙发里,也顾不得什么优雅了,更没心思研究服装店。
她脑子已经乱成了一团麻,她需要思考,她必须从这个无路可走的困境里找出一个解。
她不懂政治,但是她信叶子农,她相信自己的眼睛。
中国确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又确实是在一天天变好。
尽管叶子农并没有跟她要求自由,只是不愿以自卑的心态去听《我的祖国》这样主题的音乐会,但事实上她已经不能再把他关下去了。
因为一条丝袜阻碍了叶子农的态度,导致一个研究了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不敢承认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而且他又是叶辉将军的儿子,这个事实是有例证效应的,这个负面影响也是会被人利用的,这个结果她担不起。
是她让叶子农来巴黎的,如果叶子农在巴黎遇害,这个结果她也担不起。
把叶子农强行送回北京?
中国人最恨汉奸,中国人里也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谁又能保证在北京就一定没风险呢?
还有一种可能:叶子农被仇视社会制度的极端分子加害了,再转嫁给政府,制造政治事端……一切假设似乎都很虚幻,但却都不能排除理论上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叶子农的死活从此就跟自己没关系了,这就是说叶子农死不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自己不担责任……这个假设稍一深想就让她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因为这完全不是她的真实内心,她的真实内心是:她不怕死,她是怕叶子农死。
强行送回北京,也就意味着她跟叶子农从此分手了,这个也是她不能接受的。
就算一定要分手,也要明明白白地分,不能是这个分法。
大难临头各自飞,太没“格”了,那不是她戴梦岩的所为,那样的话还不如让她现在就死。
她甚至做了最极端的假设:如果叶子农在哪里都是遇害,是在巴黎遇害好一点呢?
还是在北京遇害好一点?
那还不如死在巴黎,起码不是被当成汉奸诛杀的。
巴黎与北京,怎么判断两者的危险系数呢?
这个事情属于“危险系数”的判断吗……
她不知在沙发上躺了多久,想了很多很多,却始终没找出一个解。
她也想到过给梁士乔打个电话,听听梁哥的意见,而这个念头也只是在她脑子里一闪就过去了,梁士乔的意见不用问她也知道,不是强行将叶子农送回北京就是继续强制保护,站在梁士乔的角度,他首先考虑的不可能是叶子农,只能是她她想得头疼,连午饭都忘了吃,也不知道饿了,以至于躺得太久骨头都疼了。
她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茫然地在窗前伫立,不知是窗外的视野开阔了她的思路,还是在这一刻她突然醒悟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错了,关与放本来就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思考,她永远解不开这个结。
不知道怎么活,还不知道怎么死吗?
笨蛋!
她在心里骂了一句自己。
她换了一种思维,按自己的逻辑做了一个推理:子农的命比我重要,能让子农舍命的东西一定比我的命更重要。
既然哪个结果都担不起,担不起就不担了。
她心里一下子豁然了,也轻松了。
她走到电话前,想通知雷蒙诺保安公司取消护卫计划,既然不需要保护了就别让保安公司白忙了。
她刚拿起电话却又放下了,因为按合同规定即使取消计划也不退款的,但是有可能被对方误解为她在争取退款,她是在意自己形象的人,有损形象的事她不能做。
她看看表,已经是下午点多了,这时她感觉到饿了,却也顾不上吃东西了,她拿上车钥匙和手袋下楼,开车去了玛丽亚音乐大剧院。
在玛丽亚音乐大剧院的售票处,她买了两张5月19日的门票,也就是中国首都交响乐团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演出。
两张票不再是包厢,而且是座位既靠边又靠后的经济票,不管是选择的演出场次还是座位,都照顾到了叶子农的低调性格。
买好了音乐会的门票,她再次去了派拉姆公寓。
叶子农还在餐桌看时装画报,抬头看着进门的戴梦岩,笑了笑,说:“嘿,你也不歇踏实了再来战斗,这连续作战的战法不适合解决非理性矛盾。”戴梦岩也不说话,放下包收拾餐桌上的碗筷,就进厨房了,洗碗、煮咖啡,然后用托盘端来两杯滚烫的咖啡,把一堆时装画报往一边推了推,放下。
叶子农看了看咖啡,笑着问:“啥意思,缓和?
还是战斗升级了?”
戴梦岩坐好,歉意地说:“是我不冷静,我们重新谈。”
咖啡太烫了,叶子农轻轻据了一,说:“你这咖啡……能当谈话基础用吗”戴梦岩说:“能,这次是真拿出气量了,谁的理站住脚就听谁的。”
叶子农看着她,确信她说的不是气话了,这才说:“好。”
戴梦岩说:“不管怎么说,生命是第一位的。”
叶子农说:“那赵一曼、张自忠岂不亏死了?
你得说群众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大家都第一了,还有第一吗?
这是一个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适用的概念,不能滥用。
群众生命的第一位是以警察、军人的牺牲精神为基础的,对于军人和警察,使命和荣誉是第一位的。”
戴梦岩说:“过去共产党搞地下斗争,都是钻老鼠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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