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给你什么甜头，但我可以让你尝尝苦头。

我成事不足，但我败事有余。

你不想被害得倾家荡产，就要掏钱。

差役和刘瑾一样想害谁就害谁，被害一方完全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只能找乡绅哭诉一番。

按照李榕的说法，由于被害者不敢和差役们对抗，差役的胆子便越来越大。

但是替那些小商贩和小老板想一想，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屈从合算呢？

只要不封商店，只要差役的敲诈策略是分步骤进行的——先卖鼠药，再卖盒子，再收罚款，一笔钱分成三次敲，每一次敲诈的数目都让对方不值得翻脸拼命，那么，个体小商贩还是屈从合算。

如果小商贩胆敢拼命，“妨碍公务”，差役们更有机会敲诈一笔，小商贩更不合算。

不过也可能有另外一种计算方式。

假如李榕这位乡绅答应小商贩和小老板们的请求，专门替他们打抱不平，成立一个商会之类的自我保护组织，按期收一笔会员费，乡绅本人在必要时可以直接找县太爷告状，县太爷处理不利时便联合别的协会提出罢免案，那么，基层的利害计算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小商贩单兵作战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值得为了一笔小钱与官家冲突。

如果有了商会，为了众人的一点点小钱便值得冲突甚至上访。

从李榕的角度考虑，越显得自己有用，越有理由多收会员费。

从会员的角度考虑，养活李榕一人比养活一堆差役便宜多了，而且交过会员费后，只要找李榕一说，李榕就去找县太爷，差役的顶头上司就心慌了，就要处分人了，这该有多么省事，多么牛气？

据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据此判断则不然。

商会之类的聚集民间实力的制度，可以保护小商贩安心干活挣钱吃饭，让那些搞米面加工的小老板有动力去生产更多的大米白面，让那些在酒馆打工的人保住饭碗，不至于失业。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权利是可以换算成大米白面的，而且价值不菲。

当然，扯这么远已经属于畅想了。

李榕的时代是官员们替民做主的时代，民众要自己做主，官吏们当然要坚守阵地；民众想加大压力逼官吏退让，官吏们岂能向压力低头。

如此一来二去，难免就有点“聚众闹事”的味道，更准确地说，是“聚众抗粮”，“聚众罢市”。

《大清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从者绞监候，被胁同行者各杖一百。”假如不罢市，不抗粮，单找县太爷讨个说法呢？

那也很危险：“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斩枭示，同谋斩立决，从犯绞监候。”（注10）

总之，在潜流的发源之处，官吏衙役们拥有重重保护之下的合法伤害老百姓的权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风险伤害老百姓的权力，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合算的反制手段。

说到现在，我仍没有直接回答刘瑾时代的小抽水机们是如何补充各级官库的亏空的，因为我没有找到那两年的资料。

我手头倒有一份明朝洪武年间官员如何填补亏空的资料，洪武年间的官场是整个明朝最谨慎廉洁的，用这块比较干净的积木填补这处空白，可以避免夸大阴暗面之嫌。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发现户部侍郎（近似财政部副部长）郭桓与各地官员串通贪污作弊。

譬如某地应当上缴中央400万石粮食，只要贿赂郭桓50万两银子，就可以少缴一半，地方官员私下分赃。

朱元璋顺藤摸瓜，追根寻源，杀人成千上万。

据朱元璋计算，郭桓案造成的损失，价值2400万石精粮，应当追讨的数目为700万石。

（注11）于是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赃。

此时此刻，各地官员的处境与刘瑾派人下去严查官库时的处境是一样的，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必须填补仓库的亏空。

朱元璋描述了当时各地官员的对策。

例如大名府开州州判刘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罗从礼手中寄存有一万七千贯赃款，却发了一个通知，向乡下农民收费。

他发的通知说，如果百姓不以朝廷的追赃工作为重，抗拒交纳，就要关押起来严肃处理。

朱元璋说，许多地方官员借此机会在全县范围内科敛百姓，等于加征了一道税。

收税的总额之中，大约上缴百分之一就足以补偿赃款，其余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

原来收藏的赃款自然还是自己的。

（注12）

朱元璋说的是巧立名目乱收费的情况，是抽水机加速运转时的情况。

借用朱元璋的描述，我们再看一眼潜流最稳定的主要源泉是如何涌流的。

这是没有额外抽水时的状态，是每年交皇粮时的模样。

刘瑾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对这种状态都没有多少影响，在两千年的帝国历史上，我们随时可以找到相似的描述。

朱元璋写道：在浙江西部，府、州、县的官吏们像“虎狼”一样科敛老百姓。

譬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不收粮食，要百姓折钞票交纳，每石米折钞二贯（引者注：即二千文，而市场价格不过五百文），他们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

管仓库的衙役又要“辨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

（注13）根据朱元璋提供的数字，我们可以算出，正额二千文，竟有额外索取九百文，多收了45%。

如果从根本上算起，每石米的价值不过五百文，官吏们竟然收二千九百文，多收了5.8倍。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刘瑾潜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远流长，秘密就在于：虎狼与牛羊的伤害能力相差悬殊。

牛羊们在虎狼的包围中出血流膏，势在必然，一味责备虎狼的道德修养不好，未免强“人”所难。

六、潜流的潜作用

巨量的资源通过潜流网络流向刘瑾集团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许多太监自称洒家，尊奉佛教，喜欢投巨资建立庙宇，因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旅游景点，这不挺好吗？

即使不建庙宇，我在刘瑾家产的清单上见过“宝石二斗、金钟二千、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等成堆的宝物（注14），这不也创造出了珍贵文物吗？

谁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不合帝国的财政规范，那么颐和园便是潜流的辉煌结晶了。

我们一边赞赏结晶，一边骂潜流，是不是应该打个磕巴？

再进一步说，修建颐和园花费的巨额银两，转个身就变成了手工艺品制造者、木匠、油漆匠、泥瓦匠、土木小工等平民的工钱，从他们手里再转个身，又变成了粮农菜农小商小贩的收入。

如此追究下去，“刘瑾潜流”究竟有什么不好？

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又有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似乎还可以提升为更大的长期性问题：腐败且不断膨胀的官吏集团，对中国历史的走向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后边这个问题泛了些，不容易说清楚，这里还是收敛一些，揪住刘瑾不放。

我们可以拿刘瑾与其他千年世界级巨富做个对比，从来源和去向这两个方面讨论刘瑾潜流的影响。

在排行榜上，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名字有软件大王比尔·盖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

这些人财富的来源与刘瑾截然不同。

人们主动购买他们提供的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比较高，价格比较低，物有所值，买了之后可以获得福利而不是损失。

这些人手中财富的去向也与刘瑾截然不同。

巨量的财富集中到他们手中之后，小部分被个人消费掉，这相当于刘瑾的金钩玉带。

大部分却不像刘瑾那样藏在家里，而是继续投资。

无论这些资本家如何追求垄断地位，如何大鱼吃小鱼，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投资还是变成了更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变成了更大的厂房，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

而工资等等转个身又拉动了衣食住行的消费和生产，这些消费和生产再转个身又推动了软件、钢铁和汽油之类的产品的消费和生产，如此循环往复，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社会也进步了。

等到这些世界级富翁走近生命的终点时，洛克菲勒用自己的财富建立了基金会，资助教育等社会福利事业，卡内基用自己的财富修建了2811座图书馆，盖茨也表示将来要做类似的事情。

这就是说，在我们所能追踪到的个人财富源流的尽头处，这笔巨量财富又开始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服务。

在华尔街的千年世界五十最富排行榜上，我辨认出了七类身份，其中以暴力为后盾的统治者最多，占22位；贸易商或金融商，与生产商（盖茨、洛克菲勒等）并列第二，各有9位；官场上的贪污受贿者第三，共有4位，中国和法国各占2位；并列第四的有三种身份：殖民者2位，教皇2位，官商2位。

两位官商都是中国人。

与盖茨等生产商比起来，刘瑾自然很不是东西。

与贸易商和金融商比起来，刘瑾照样不是东西。

皮茹兹（Peruzzi，死于1303年）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做批发生意，放贷，开酒店，搞运输，他的财富来源于他为欧洲提供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让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他的财富增加后，又转身投向了同样的事业。

而刘瑾潜流的来源恰好相反。

那些差役们敲诈酒店老板，封掉酒店，设立关卡，刁难商贩，他们的财富恰恰来源于提高交易成本，使人们更不容易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使产品交换所支撑的社会分工及其扩展变得困难重重，社会分工导致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发育也被迫停滞。

皮茹兹最后与刘瑾殊途同归，他的财富也在国王们的没收、赖账和处罚之下消失了，这就是欧洲资产阶级后来闹革命的道理。

我们再拿刘瑾与皇帝国王之类的统治者比较一番。

统治者的财富主要来源于税收和掠夺。

从掠夺的角度说，刘瑾比成吉思汗、忽必烈之流温和多了，从税收的角度说，刘瑾却不如他们。

忽必烈打下中国当了皇帝，掠夺收益便逐渐减少，税收最终成了大头，而税收是有最佳比例的。

儒家圣贤总结历史经验，发现最有利于社会安定，统治者也不至于感觉匮乏的比例是10%。

在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上，这个数字在理论上便成为纳税集团与食税集团和平共处的疆界。

统治者当然愿意多收，但是秦帝国横征暴敛、二世而亡的教训太惨痛了，他们不大敢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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