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进入了潜流网络的下几个层级，斗渠农渠毛渠系统。

我们应该考察那些向刘瑾输送钱财的人如何抽取钱财，他们抽取的钱财又来自何方，如此一层层地追根寻源，把下层网络的所有源流、节点和流量描绘清楚，然后再把其中的利害关系与演进历史讲清楚。

不过这项工作太吓人了。

实际上，每个官、吏、役的职位，包括临时性的职位，都是潜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不同节点所连接的潜流数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与苦差之别。

这是一幅复杂得可怕的庞大图景，即使我们生活在明朝正德年间，并且获得调查采访的自由，这些隐秘知识也只能先切成条条块块，分开掰碎了向各处的内行人请教，再逐步拼凑成一幅接近完整的画面。

我了解的情况既不完整也不深入，但细写起来仍将篇幅浩大。

这里暂且以概述与示例相结合的方式，把手中的碎片拼凑一二，粗浅地勾勒一个轮廓。

我们先说“官、吏、役”中的官。

全国上下文武官员之“缺”数以十万计，每个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规和常例的滋养。

这种断言涉及十余万职位，很难证实，但我们可以试着证伪：看看最清苦最没人爱干的官能不能得到陋规和常例的滋养。

据说，明朝最清苦的官是州县级儒学教官。

《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开篇道：“天下的官随你至卑极小的，如仓大使、巡简司，也还有些外来钱。

惟有这教官，管的是那几个酸子。

有体面的，还来送你几分节仪；没体面的，终年也不来见你，有甚往来交际？

所以这官极苦。”

话虽如此说，作者接下去却讲了一个学生当了御史，老师去看望，众人为了巴结御史纷纷巴结御史的老师，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两银子的故事。

这套陋规也是有名头的，属于“打秋风”名下的“撞太岁”。

这就是说，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没有固定潜流的滋润，未必没有间歇泉或季节河的接济，而季节河的来源最终也是众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

再说，《二刻拍案惊奇》说得也不全对。

教官与学生的关系能够影响助学金的发放，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换。

更何况那“几分节仪”也不能不算常例，不过尺寸小了点而已。

在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实际是国家财政的教育拨款，还有升官发财的才能——最终仍要由百姓付钱。

我们再说说“官吏役”中的吏。

吏员之“缺”的数目，在名义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实际数目却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

这些严重超编的吏员靠什么生活呢？

中央财政的地方存留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少数在中央财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员，名义收入也少得可怜。

但他们的生活却很不错，并不比如今县委县政府的中层干部的自我感觉差。

他们是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收取陋规和常例的机会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读到过《巴档抄件》中的一封揭发信，清朝一位户房书吏因内讧而把这个位置上每年的陋规常例条分缕析地开列出来，结果，总数大得吓人：巴县户吏彭泽膏每年可以吞蚀银子一万六七千两。

其中最主要的源头是巴县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约，总价值约一百数十万两。

按照惯例，每百两收三钱契税，税率是千分之三。

这就有四千两之数。

这笔钱用来支付众吏役的伙食费已经绰绰有余。

而这位户吏每张契约又另收银子一两二钱。

巴县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张契约，仅此一项，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两银子。

最后要多说几句官吏役中的役。

差役之缺（正役）的名义数量已经多于吏员，实际数量还要多出数倍以至数十倍。

（明）佚名《虞谐志》中说到了苏州府常熟县的衙役数量：“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

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

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

合之得万余人。

是常熟有万余虎狼，横行百里之中，弱肉强食无已时也。

凡乡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于此。”（注8）名义上不过二百个编制，实际上竟然有万人，相差五十倍，读起来未免骇人听闻，难以置信。

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间人刘衡的记录中看到过类似的佐证。

刘衡说，他当四川巴县的知县时，衙门里有七千多名衙役。

我们可以怀疑无名氏的记录，却不好不信县太爷关于本县衙役数量的说法。

这批数目惊人的差役几乎没有正式收入。

正役的名义收入也微薄到了难以维持生活的程度，所以他们主要依靠陋规和常例生活——如今，许多大盖帽也是如此谋生的，政府只给政策不给钱，我们不应该感到新奇。

说到大盖帽，我们便进入了官场的最底层，也是潜流网络的最底层，直接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毛渠系统。

实际上，最基层的毛渠系统恰恰是最稳定的，就好像基本建筑材料一样，不管建筑样式或表面装修如何随着权力分布的变化而花样翻新，基本构成永远是灰色的砖头瓦片，永远是衙役们面对百姓时的那副抽水机嘴脸。

所以，我们不妨忽略时间间隔，动用相距数百年的积木拼凑同一个横断面。

1999年10月2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百姓记事”栏目里，刊登了河北石家庄发生的一个故事，题目叫“春天有老鼠”。

故事说，每到春天，总有一群穿制服的人，走进沿街的店铺，检查卫生，分发鼠药。

鼠药的价钱由他们信口说，不容商量。

有一天，这群制服到隔壁的眼镜店卖鼠药。

老板说老鼠眼睛好，不偷眼镜，也不吃眼镜，硬是不肯买鼠药。

制服说不服他，就招呼了一声，一群制服揪住那位老板往面包车上推，要他去参加爱国卫生培训班。

一边推还一边说：瞧瞧你，一点现代意识也没有，不配活在九十年代。

这下老板老实了，赶紧掏钱买鼠药。

然后又搭配卖鼠药盒，价钱也由他们说了算。

有人问：不买行吗？

回答说行。

但过几天要检查，若发现谁没有，就罚款。

到时候别后悔。

放鼠药一定要按照规矩放，不合规定的也要罚款

过了几天，他们真来了。

先到了一家礼品店，老板从柜台下掏出鼠药盒，他们说不行，要罚款。

“瞧你这盒子上这层尘土，一点都不卫生，老鼠能来吃么？”过了一会，这些人到了作者开的小店。

他慌忙掏出了那个鼠药盒。

他们看了看，同样说罚款。

他问为什么，他们随手一指，你的鼠药盒，应该放在那儿，可你竟放在这儿了。

（清）李榕《十三峰书屋书札》卷三也讲了一个亲身见闻的故事。

故事说，四川剑州有一种“查牌”差役，有时四五人，有时七八人，四散于乡，既不知道这份差使起于何时，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负责查什么，乡下人只管他们叫“查牌”。

查牌差役所到之处，市镇街坊上的生意人，有的为他们安排酒食，有的送他们一些盘费。

这些差役到了路边小店或偏僻零星人家，也必定吃人家一顿，还不断抱怨自己干的是苦差。

从来也没有人敢和他们对抗。

一旦遇到有酗酒的、赌博的、偷窃瓜果鸡狗的，这些人立刻窜入其中，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要将人拘拿捆走，再根据其贫富程度讹一笔钱，至今也没有真把什么人抓到官府去。

李榕说，近年来有一些小贩，从广元贩运硫磺去中坝的花炮厂，路过他们那一带，多次被查牌差役敲诈勒索，本地的无赖子弟也和他们串通起来敲诈分肥。

这些小贩多次跑到我家哭诉，我只能劝他们改业，安慰一番后劝走他们。

因为无人向查牌差役讨个说法，这些差役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李榕写道，昨天听说街坊的一个酒馆，查牌差役径直闯了进去，把酒壶收走，还用酒壶敲打着酒馆老板说：县长大人下令禁酒，天旱缺粮，不许用粮食煮酒熬糖。

说完转身就走。

今日我们这里所有与酒业有关的老板都来到我家，向我打听煮酒到底犯的是什么法，说这关系到我辈的家业资本，怎么能说禁就禁？

我还听他们说，查牌差役已经在乡下敲诈了某酒馆很多钱了。

后边还有很多话，最后一句话是：天下衙门如此，又怎么能怨恨洪秀全呢！

（注9）细品上述两个故事，毛渠系统中体现出来的实力格局，属于加害能力相差悬殊的捕鱼格局或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换格局。

这与刘瑾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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