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七章 奇葩的粤海关和一口通商(2/4)
蔡昭平见到赵新后也有同样的想法。
他实在想不出,有着如此显眼身高的赵新,究竟是如何潜入寺内的。
这也让他对北海镇的手段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这样的势力即便是反贼也绝对不能得罪!
“阁下就是蔡公子?”赵新冲着蔡昭平拱手抱拳,沉声道:“在下姓王,这次是专程来和贵府上接洽的。”
“敝人万和行蔡文方,见过王老爷。
此次承蒙贵方相助,蔡家上下感激万分!”
蔡昭平拱手回了礼,对刘铮道:“刘兄,时间不早了,要是回去的太晚,官府那里定会起疑。
还请王老爷换了装,稍后便过江。”
简短截说,赵新跟着刘铮去了寮房换衣服,等他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只见他一身半新的短打装束,脚上蹬着双草鞋,脑袋后面还粘了条猪尾巴似的假辫子,脸上也变得黑黝黝的。
等他再戴上斗笠披上蓑衣,猫着腰弓着身,只要不近看,基本上跟蔡家的那个瘦高个仆人没区别。
之后一行人匆匆离开海幢寺,来到江边上船,二十多分钟后,便抵达了豆栏街码头。
此时天色已渐昏暗,江风细雨让一行人的身影显得愈发模糊。
不管是码头上的还是守在商馆区入口的官差,都得了蔡家的银子,所以他们只是大致数了一下人头,见人数没问题,就打开了木栅放行。
自下船伊始,赵新就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猫着腰举着个油纸伞,跟在蔡昭平的身后,替他遮风挡雨。
别看从码头到小溪馆只有短短十几米的距离,直到赵新进了三进,跟着刘铮上了楼换衣服,蔡昭平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约莫过了一盏茶的工夫,更衣洗漱后的赵新来到花厅,将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放在八仙桌上,说道:“蔡公子,这里面是我方草拟的一份借款协议,请带回家和令尊商量一下。
如无异议,明天签字画押,银子马上到位。”
“不知王老爷带来的是钱票还是现银?”
“现银。”
“如此,那蔡某明日再来叨扰王老爷。”
蔡昭平虽然很好奇北海镇方面如何把银子运进广州,可眼下先达成协议才是最要紧的。
于是他也不愿多待,带着合同急匆匆的告辞,回去和老爹蔡世文禀报。
因赵新到来而躁动的小溪馆,随着蔡昭平的离去和夜幕降临,很快便回归寂静。
警卫排的众人虽然内心激动,难掩兴奋,可还是很快进入了角色,毕竟站岗放哨卫护这里的安全才是他们的本职。
“来广州这几个月,感想如何?”
幽静的花厅里,放下筷子的赵新掏出烟抛给刘铮一根,自己也点上了一根。
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嘛。
“怎么说呢?
跟书本上看的有差距,而且还不小!”
“哦?”
刘铮沉默了一会,等负责后勤的警卫排士兵把碗筷收拾走后,才缓缓道:“教科书也好,网上那些文章也罢,一说满清就是闭关锁国。
可我来了这里后才知道,既是又不是。”
“怎么说?”
刘铮皱着眉想了想,说道:“比如一口通商吧,咱们以前一直都认为是粤海关,广州,对吧?”
“是啊。”
“可你知道粤海关下辖七个总关、四十一个分关吗?
东起潮州,西尽廉隅,南尽琼崖,沿海各州,均有出海门户。”
“还有这事?
!”
看到赵新面露惊讶之色,刘铮面带苦笑道:“惊讶吧?
当时蔡昭平跟我说完,我的反应跟你一样。”
实际上从康熙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起,随着上一年台湾郑氏政权覆灭,清廷下令取消海禁,先后在厦门、广州、宁波和松江,分别设立闽海关、粤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大关,管理南方的全部海洋贸易和关税征收事宜。
这就是清代前期长达73年的“四口通商”时代,从康熙二十三年起,至乾隆二十二年止。
不过可别以为四口就只有四个海关。
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四大海关分别管辖各自省内的的所有出海口,其中江海大关下的分关最多时有24个,后来减少到18个;闽海关下设31个分关;浙海关下辖宁波、乍浦、温州三大关,三大关下又设7个分关、11个小关、15个旁关及1厅;粤海关下设七个总关,分别是广州、澳门、潮州、惠州、高州、雷州和琼州,这七个总关又管着下面的41个分关。
之所以要在四大海关之下设立分关,主要是因功能而划分职责。
清代前期的海关通常分为正税口、挂号口和稽查口三类,其中正税口和挂号口负责报关登记、填写税单和缴纳关税,稽查口仅负责对进出口船只和货物的稽查。
这也就是说,就算是一口通商时代,外洋商船也可以在粤海关下辖的七个总关进行报关登记并缴纳关税,之后就可以前往广州黄埔港发卖货物和购买货物。
当然,洋商要非得去潮州停靠卸货也不是不可以。
问题是谁买啊?
行商可都在广州呢!
康雍和乾隆早期的四大海关里,闽海关对外贸易的主要国家包括了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浙海关是英国和日本,江海大关是日本,粤海关则面对所有国家。
赵新听完点点头,拿起茶壶给刘铮的杯子里续上水,随口道:“这不是挺好的么,那干嘛后来又改成一口通商?”
刘铮叹了口气,颇为无奈的道:“这事说起来可就是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我是分别从蔡昭平、德吉涅和英国大班那里听来的,真相说起来简直可笑至极。”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说来听听。”
“事情还要从二十七,不,二十八年前说起,当时有个名叫James Flint的家伙,中文名叫洪任辉......”
原来在乾隆二十年三月,精通官话的英商洪任辉在广州将带来的货物全部出售后,又率船北上,于四月到达宁波,被当地的地方官安排在一家洋行里休息。
六月,另外一艘英国商船也到了宁波。
这两艘商船共带了22万西班牙银元,打算在宁波购买生丝茶叶。
乾隆很快就接到了浙海关监督的奏报,不过他当时仅询问了一下船上的八名华人水手为什么不留发辫?
浙海关方面的解释是这八个人都是英国人从巴达维亚雇的,之后乾隆便让浙海关按照以往的制度自行处理。
两年后,洪任辉第二次率船到宁波贸易。
他以为这次会跟上次一样顺利,谁料却引起了乾隆的警惕。
在后者看来,英商到访宁波这种事,偶尔为之也就罢了,可一旦让他们养成习惯,恐将出现第二个澳门。
事实上乾隆所担心的,并不是一个做海贸生意的“澳门”,而是被天主教传教士当基地,由此向内陆渗透的“澳门”。
要知道在乾隆十一年发生的那场“福安教案”里,被抓获的五名传教士就是从澳门出发,乔装打扮进入内陆传教的。
原本在康熙时代,清廷还曾经鼓励洋商船前往宁波贸易。
曾任浙海关监督的李雯甚至奏请康熙,在镇海县开设了一所洋商馆,想将镇海变成另一个澳门。
但因为当时粤海关的附加税比其他三个海关低,所以浙海关的举措纯属一厢情愿,抛媚眼给瞎子看。
出于对天主教渗透的担心,乾隆迅速传谕,颁布了针对欧洲商船的三条措施:
其一,提高浙海关关税,使洋商无利可图;其二,对来宁波贸易的洪任辉等外国商船,强制性遣返,不准进入浙江各海口;其三,不许在宁波开设洋行及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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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同年十一月,清廷再次颁布上谕,明确西洋商船今后只许在广州进行收泊交易。
这就意味着闽、浙、江三大海关彻底关闭了和欧洲的贸易窗口,但同东亚和南洋各国的海贸依然保留。
然而对急于扩大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开拓在华市场,选择可以赚大钱的地方作贸易港口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尤其是生丝和茶叶的产地集中在闽浙,而且江南地区才是西洋商品最主要的消化所在,因此拓展江浙市场,增加在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额尤为重要。
再有就是粤海关对来华洋商征收的附加税越来越高,引起了欧洲各国商人的强烈反对,英商虽经多次抗议,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于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辉率船第三次闯入宁波港,他很快就被巡洋的清军兵船拦截,并勒令其返回广东。
然而洪任辉早有准备,他以在广州受粤海关勒索且被行商拖欠货款为理由,要求进入宁波港向地方官投递呈词。
浙江方面当然不会同意进港,不过还是收下了诉状。
然而洪任辉离开宁波后并没有返回广州,而是兜了个圈子掉头北上,跑到了天津大沽口,理由还是告状。
不出意料,此举引发清廷震动!
乾隆对此的态度是,英方呈词中所指控的事件可以审理,开放宁波港想都别想!
之后洪任辉在被审问时,谎称自己是英国的四品官,因一个叫黎光华的行商欠了他五万两不还,结果无论是粤海关、两广总督衙门还是浙海关都不受理,无奈之下被逼北上,告状伸冤。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就在乾隆派出钦差南下,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的一个月后,闽浙总督发来急报,宁波双岐港外又发现一条英国商船,带队者竟然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John Bradby Blake。
该船上装载着大量西班牙银元和货物,明显是想进宁波港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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