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水师以宁波奉禁不准贸易为由，要求英船立刻返回广州。

Blake先是谎称不知道清廷禁令，接着又以船帆损坏、食物不足需要补给为由，请求宽限时日。

浙江方面只得同意，并派船运送补给，谁知英国人一呆就是一个月。

眼瞅着英船赖在宁波不走，浙江海防官员只得传唤Blake，后者理屈词穷之下，被迫道出实情。

敢情包括洪任辉北上告状的整件事，都是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使；先来宁波，如果不行，再去天津，其目的就是迫使中国方面开放宁波港贸易。

而Blake他们来宁波，也是为了接应洪任辉。

此外在审讯洪任辉的过程中，满清方面得知那份用中文写的诉状，执笔者竟然是一个名叫刘亚匾的四川商人。

其次，一名居住在巴达维亚的福建人林怀也曾为英国人代写诉状，而且据说这个林怀已经在巴达维亚居住了三代，早就把辫子给剪了。

得知内情的乾隆勃然大怒。

在他看来，英方耍弄阴谋诡计的行为无疑是在触犯天朝的尊严。

而刘亚匾和林怀的出现，让整件事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贸易纠纷，直接升级到了“内地民人勾结外洋”、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步。

据此，清廷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审讯，并在十月对此案作出了裁决，还是明发上谕宣布中外的那种：

一、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判枷号六十日，鞭一百。

因其为汉军旗人，交由本部旗主发落。

家产抄没，主要涉案家人处杖刑并发配黑龙江为奴。

此案中涉及的五名七品以上官吏交部议处，粤海关所有涉案的书吏、巡役人等全部革职，所收赃款充公；其余水手、炮台兵丁等一百余人杖责，退还赃款。

二、拖欠英商五万两白银的行商黎光华已因病去世，其子以此为借口，不肯偿还。

责令福建督抚并地方关，查明黎家财产，按所欠各家洋商钱数分别归还。

三、英商洪任辉勾结内地奸民，屡次犯禁，情罪难以宽贷，理应判处流放。

不过因为他是夷人，判处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四、代为执笔的刘亚匾即行正法示众。

至于那位远在巴达维亚的林怀，乾隆的指示是让地方官查访其是否有在福建的家属。

如果有，那就秘密锁拿，然后设法将其招回国治罪。

此案过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经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乾隆核准，清廷在当年十二月出台了《防范外夷规条》。

这份规定主要包括了五条内容，即禁止洋商在广州过冬；洋商在广州必须要住在行商提供的寓所，出了问题唯行商是问；禁止行商向洋商接待，不得私自雇佣仆役；禁止洋商雇人传递信息，一切必须经由行商；洋船在黄埔港的停泊处要安排官兵把守，以便随时弹压稽查。

至此，一口通商就成了满清的国策。

不过这一政策只针对欧洲商船，东亚和南亚各国均不在此列。

比如从暹罗和安南的商船依旧走廉州口岸，日本、琉球和吕宋的商船还是走宁波或者厦门口岸。

其实赵新他们顶着大阿依努王国的旗号和满清做生意，完全不必走广州，毕竟是东亚国家么，上海、宁波、厦门都行。

只不过这货跟和珅谈判时总想着西方列强的路数，这才选择在广州开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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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做的没错。”听完刘铮的讲述，赵新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话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完全有权决定开放或者关闭哪些港口，参与贸易的外国商人也必须尊重和遵守。

后世很多人以为乾隆实行“一口通商”，是源自封建帝王的愚昧与狂妄自大。

可在赵新看来，乾隆的做法还是出于对天主教的警惕。

别以为乾隆十二年的“福安教案”只是个例，事实上自康熙末年的“中西礼仪之争”后，天主教多明我会就以澳门为基地，开始向福安地区渗透。

雍正元年，福安地区就查出有男女天主堂十五处，男女信徒数百人，甚至还收留幼女当修女。

自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殖民者的一贯套路就是火枪和大炮开道，传教士拿着《圣经》搞文化渗透。

杀光了所有敢抵抗的，再来跟你讲“上帝的子民热爱和平”。

要照后世某些人说的全面开放海禁，让西方人随意选择港口贸易，天主教势必会对内陆地区大规模渗透。

以古代中国的政府管控能力和执行力，想实现对文化渗透的全面监控根本不可能。

赵新沉吟半晌，又问道：“你刚才说粤海关的附加税高，欧洲商人抗议是怎么回事？”

刘铮叹了口气道：“别看我顶着个大阿依努王国的旗号，可总还是中国人，这事我听了都觉得丢人！”

原来康熙时代解除禁海令后，为了扩大粤海关的贸易，当时的关税附加费被定的很少，吸引了很多洋商来广东贸易。

要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的第一个商馆就设在了厦门，后来迁往广州也正是因为被低税费所吸引。

可到了雍正时代，随着粤海关监督的权力日渐增长，脱离了两广总督控制的粤海关开始各种巧立名目，附加税远远高于正项税，简单归纳起来就是“6 6 10 1950”。

“什么意思？”

刘铮掰着手指解释道：“第一个‘6’是关税的税率，也就是官方规定的，最高就是6%，低的有1%~2%；第二个‘6’是6%的附加税，包括了酬谢费、办事酬金等等；第三个‘10’是指10%的附加税，是粤海关发明出来的‘缴送费’；最后一个‘1950’是1950两白银，被称为‘规礼银’，无论船只的大小、货物的重量，全按一个价收取。”

“粤海关这么玩，就不怕雍正发现？”

“怕什么？

早期的粤海关监督还是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来干脆就被内务府包衣垄断。

上缴的税款多了，雍正高兴还来不及。

对洋商来说，想进广州贸易就得掏钱，即便入港的时候手头钱不够，不是还有行商帮着代缴么，等货物发卖完了再扣。”

“那洋商不抗议？”

“抗议管毛用！

粤海关那帮孙子根本不直接和洋商接触，所有的事都是由行商承办，可行商在官府面前更是孙子，洋商一旦闹事，板子就要落在他们身上。

那个法国人德吉涅告诉我，当初英国人之所以策划洪任辉的事，意图开通宁波港，主要还是被附加税逼疯了。

事实上不仅是英国人，其他各国都被折磨的够呛。”

在刘铮接下来的讲述里，赵新了解到，1732年--也就是雍正十年，由英、荷、法、比利时、瑞典的商人共同向粤海关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强烈要求免除6%关税以外的各项附加。

然而粤海关方面仗着不许洋人进入内陆的禁令，只是收了呈词，就再无下文，让欧洲商人的抗税行为如同一拳打在棉花上，白费劲。

到了17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鉴于免除全部附加不现实，因为单独提出免除10%“缴送费”，谁料粤海关监督还是不予理睬，即便英商以北上厦门相威胁也没用。

1736年，乾隆继位，英商的多年努力似乎迎来了转机，他们多次抗议的消息终于传到京城。

乾隆在了解情况后也承认10%的缴送费与历来樑头银加船钞的旧例不符，多收了几乎一倍，于是传谕粤海关按照旧例裁减附加费。

消息传到广州，英国商人欢欣鼓舞。

然而英商大班很快意识到，减免远非一纸谕令那么简单。

粤海关监督胆大包天，阳奉阴违，执意收取当年的“缴送银”，并说乾隆的裁减命令是从下一年才开始执行。

英商无奈，只能捏着鼻子接受，他们觉得好歹已经看见曙光，再忍一年就OK了。

然而粤海关监督接下来的举措把他们给气了个半死。

想要办理10%的裁减，就必须要缴纳六千两白银的礼金，美其名曰“办事费”。

好么！

等于一次性交了两年的附加费。

这下别说洋商了，就连十三行的行商也觉得粤海关的吃相太难看。

一年后，10%的附加费总算被免除了。

英商再接再厉，开始为另一个6%的附加税和1950两的“规礼银”继续努力。

不过这回粤海关监督说什么都不答应了，即便乾隆传谕免除1950两也没用。

1744年，再也扛不住的英商开始付诸行动，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厦门迁至广州进行贸易的四十年后，再度造访厦门。

得知消息的粤海关监督出于税银流向厦门的担心，再加上英商的贿赂利诱，勉强同意免除一条名为“真正的英国人”号1950两的规礼银，但条件是该英商必须严守秘密，以防其它欧洲商船提出同样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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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海关这么玩，把各国洋商--尤其是英商折磨的欲仙欲死。

迫于无奈，英国东印度公司只好策划了洪任辉告状，企图将贸易港转向宁波。

谁料偷鸡不成蚀把米，别说宁波去不成，就连厦门也不能去了。

“小刘，你说粤海关监督为什么不同意减关税？”

“贪呗！

整个广州城，谁不知道粤海关从上到下个个富得流油，连个门房都有十几万两身家！

都说和珅是乾隆朝第一贪，我看粤海关那帮人也差不了哪去。

照我看，英国人之所以会走私鸦片，附加税高的让他们挣不到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赵新听了嘴角不禁一撇，显然对刘铮的说法不置可否。

在他看来，英国人走私鸦片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有满清官府的压榨，但却并不能成为毒害中华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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