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后，蒙古俘掠奴隶的惯例并没有改易。

大汗可随时把农田及田上的汉人赏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

宋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

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50万个奴隶。

阿里海牙在对宋作战中，即在湖广俘降民3800户为奴。

蒙古贵族有大量的奴隶，分布在北方广大地区，成为“驱奴”。

驱奴主要是外族，包括契丹、女真在内的北方汉人和部分征迁来的色目人。

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有上百驱奴，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奴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7千多个驱奴。

驱奴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

驱奴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赋。

元朝法律规定“驱奴与钱物同”，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大都有马市、牛市，也有人市，买卖奴隶。

元初法律规定：奴隶有罪，主人可以专杀；以后，虽然规定要把有罪奴隶交由官府处治，但如奴隶打骂主人，主人打死奴隶无罪；主人无故杀死无罪奴婢，只是杖87；酒醉杀奴隶，减罪一等；元律还规定，私宰牛马杖100，奴隶不如牛马。

主人可以对奴隶枷锁禁锢，刺面割鼻。

奴隶控告主人，即由官府处死。

良民打死别人的奴隶，只杖170，罚烧埋银50两。

奴隶不能和良民通婚。

奴婢所生子女，世代为奴，称为“怯怜口”（家生子）。

奴隶逃亡，要由官府拘收，称为阑遗（不兰奚）奴婢。

驱奴用以负担家内劳役，也用来从事农牧业生产或军前服役。

官府或诸王役属工匠，多是奴隶。

元朝一代，驱奴一直作为一个被压迫的阶级存在，人口众多。

宋代农村，地主出租土地剥削佃户的租佃关系得到了普遍发展。

金元之际约半个世纪的战乱中，北方的租佃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一批佃户被俘掠做驱奴，一批佃户被迫投充豪门自保，大批农民逃往江南。

武宗至大时，大批蒙古草原的贫民南逃，把子女卖作奴婢；有的被贩卖到西域或海南。

奴隶制度推行于汉人地区后，北方破产的农民，往往因偿债典身或卖身为奴。

江南地区也出现了变相的奴婢买卖。

元灭宋时，在江南维持原有的制度，因而广大佃户主要分布在江南。

江南富豪，一家可有佃户数千家，多至万家；大的寺庙可有佃户数万。

佃客婚娶，田主勒索财物。

如无力缴纳，不能成亲。

佃客的子女也要供田主役使，田主可任意打骂佃户，甚至任情生杀。

1302年的一件公文中说：亡宋以前主户生杀佃户，视若草芥。

自归附以来，少革前弊。

事实上，佃户只有略高于驱奴的卑贱待遇。

元朝法律规定：诸地主殴死佃客者杖170，征烧埋银五十两。

地主打死佃户，不须偿命，和主人打死驱奴一样只受杖罚，只不过杖罚较重。

在驱奴制盛行的元代，拥有良民身份的佃户，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实际上都近于驱奴。

元代自耕农户大量减少，因为北方的自耕农在战乱中大量地被掠为驱奴，又有大量的农户沦为权豪的部曲（农奴）。

幸存的自耕农和地主一起被列为‘民户’，要负担繁重的丁税、地税和多种差役，往往被迫流亡。

1283年，自北方内地流到江南的农民已有15万。

但是，随着土地兼并和租佃关系的发展，江南的自耕农也越来越多地沦为佃户。

蒙古奴隶主在对外战争中对抵抗他们的俘虏往往大批杀死，只留有手艺的工匠，大量的工匠被带回蒙古成为工奴。

1217年，匠官史天倪所属土拉河上的工匠口粮断绝，十死七八，工奴的处境十分悲惨。

蒙古灭金后，把各地的手工业者调集京师，分类置局，编为官匠户，属于与民户不同的匠籍。

世代承袭为工匠，设官管领。

1279年，籍人匠42万，立局院70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

1281年又在江南拨签的匠户30万中汰选10.9万余户，其余纵令为民户。

官工匠有官府直接管理，子女世袭其业，婚姻不能自主。

这种制度是由工奴演变而来，官工匠由官府按月支给口粮。

散处在地方州县的特别是江南地方匠局的工匠，情况有所不同。

他们多数是散居农村的小手工业者，被强征入局，所得衣粮多为官吏所中饱，一家生活常无着落。

官府强征抄纸、作木、杂色等行业的工人去织造局，他们无法应役，只好出资雇人代替。

不少人因此倾家荡产。

蒙元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奴隶）。

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汉人的农田，任凭农田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杀蒙古人偿命，杀汉人罚交一头毛驴价钱。

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初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汉人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元政府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蒙古人习惯将逃工偷懒的汉人抛入海中做为惩罚，最多的一次就将3万多汉人抛入海中。

明清的奴隶制度

明清两代继承了元代的奴隶制度，“大家僮仆，多至万指”（万历《嘉定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人奴众多，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顾炎武《日知录》卷13，“奴仆”）。

明清时代被称作“贱”的人，以奴婢为中心，还包括了娼优隶卒、世仆、堕民等贱民集团，以及雇工、轿夫、剃头匠、工、商等广泛的灰色地带。

在与绅士对比时，一般良民也在贵贱之分下被归入“贱”的一群。

皇帝以外所有的人都被纳入“对上服役、被下服侍”的等级制中，其中有专门服役于人而成为“贱民”阶层的。

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只因有官员把中等工匠误奏为上等工匠，朱元璋竟然要把这2000多个工匠全部阉割，幸亏有人竭力谏止，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修明陵的工匠都被闷杀了）。

在明朝，不仅朝廷用宫刑，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淫威，据《万历野获记》载，明英宗时，靖远伯王媪在征战某地时，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明英宗知道后并不干预。

明代皇帝一直把臣下当作自己的奴隶，任意侮辱。

“上积疑其臣而蓄以奴隶，下积畏其君而视同秦越”(《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子刘子学言》)。

太祖朝即有大臣“镣足治事”(《明史》卷139《茹太素传》)；明代皇帝对士人施之的奴役还体现于“厂卫”、“廷杖”和“诏狱”上。

据《明史》刑法志，明代的廷杖之刑自太祖始；到正统时，“殿陛行杖”已“习为故事”。

诏狱始于汉武帝，“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

廷杖和诏狱是士人作为皇室奴隶的标记。

成祖则在“巡幸”时，令“下诏狱者率舆以从，谓之随驾重囚”(《明史》卷162《尹昌隆传》)；正德朝“杖毕”了公卿即“趣治事”(《明史》卷95)。

明朝官俸为历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

后定明官禄，正一品月俸米87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13石，到最低官级，正七品至从九品最后递减至5石。

其后以绢以钞以银折算，也大抵依据此制。

从官禄来看，明帝国的官员待遇同皇族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中国佃客农奴制度在明朝继续发展，明初由官家所占的官庄，其亩数已达全部民田1/7。

明代皇室贵族的土地占有形式，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皇室占的土地，称为皇庄或宫庄。

皇庄的收入专供某宫后妃和未就藩的亲王的日常用度。

从天顺八年（1464）到正德九年（1514），北京附近的皇庄有36处，占地37595顷多。

武宗即位伊始，就增设皇庄七处，随后又增设苏家口皇庄24处，前后不足六年，共增设31处皇庄。

如果按弘治五处皇庄共占地12800顷，每处皇庄平均占地2560顷的标准估计，则增设的31处皇庄占地就有79300顷之多。

皇庄如此急剧扩展，大批民田很快被吞没，田地上的农民不是被赶走就是沦为皇庄的佃户。

另一类是藩属庄田，洪武时分封诸王就藩各地时就已建立。

朱元璋广封朱氏宗室，几个儿子皆拥劲卒，居大镇，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

他有24个儿子和1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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