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藩王都有5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供给，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200石。

到了明末，这些只会在王府里配种生人的朱氏凤子龙孙，竞繁殖有几十万之众。

《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说：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

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足宗禄所需粮米的一半，更何况官员的俸禄、官兵的军饷都要从这里边出。

明中叶以后，各地藩王除兼并民田扩大藩府庄园外，还以子孙众多，生活困难为由，向皇帝乞讨附近的官地，来扩展自己的地产。

正统五年（1440）甘肃庆王家拥有土地一千顷，大部分由占夺而来。

1605年，四川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

明代皇族亲藩大量兼并土地，而他们的土地享有免税的特权，造成全国1/2土地不纳税，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朝廷自天启年间（1621～1627）开始屡次向普通百姓加派“三饷”。

1618～1637年，赋税竟增加了6倍。

一亩农田产出只有6两银子，至少要交10多两银子的税。

面对苛重税负，农地大量抛荒，农民流亡，最多时流民人数高达600万人之巨，占当时全国总人口数的1/8，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

万历帝的爱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

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二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

此外，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

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

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

崇祯年间，河南一省有八个亲王：开封的周王有良田一万余顷；南阳的唐王、汝宁的崇王、禹州的微王、彰德的赵王、怀庆的郑王，每家有良田大约数千顷到上万顷。

卫辉的潞王有良田4万顷，大部分土地是在湖广。

他除在河南、湖广两省占有良田四万顷外，还有皇帝赐的盐引专利。

第三类是勋戚中官庄田。

“勋”指有爵位的功臣、世家，大部分是所谓的武臣；“戚”指后妃公主皇亲家族；“中官”即皇帝周围的宦官。

贵族利用皇帝赐田的机会，可以兼并比赐田大很多倍的民田，或者把民田诬指为无主荒地，借以圈占。

勋戚贵族兼并农民土地较皇庄有过之无不及，勋戚庄田在北直隶和京畿分布比皇庄为多，所以其兼并的规模也比皇庄为大。

景泰二年（1451），贵戚汪泉霸占官民田地共达3千余顷。

一些有权势的贵族除奏请的土地外，还接受所谓“投献”来的土地。

投献是指有些土地所有者为了逃避苛重的赋役，自愿把自己的土地献给贵族，而自己则充当贵族庄园的庄头或佃客，以求保护。

一些人竟然把小户农民的土地强行投献给权贵豪强，自身充当管家。

成化时，皇亲王源的庄园原有赐田27顷，但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吞占民产，乃有1220顷有奇，可耕者366顷，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

除这三类庄田外，还有遍于全国的寺观庄田，占有的土地数也相当庞大。

各类庄田的共同特点是，无论皇庄、藩府庄田或勋戚中官庄田乃至寺观庄田，所占的土地一律属官田性质，法律规定不得买卖。

各地的官僚乡绅对民田的兼并也十分严重，如江南华亭的乡绅董其昌占有膏腴万顷。

“大约自成化以来，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出现一种现象：许多地区的农民，由自耕农或佃农的地位下降为一种类似农奴的佃仆。

所谓‘佃仆’又称‘僮仆’，与地主不只是主佃关系，还有‘主仆名分’。

他们虽然可以有妻子儿女和微薄家业，但社会地位犹如农奴。

明代法律上禁止蓄奴，但许多官宦、豪富之家，多半蓄有男女奴婢。

这种家奴大半用在家内使役，如被遣往庄田耕种，采用古代“免奴为客”的办法，便由奴认为佃，但与主人仍保持主奴关系，成为佃仆。”

明清两代的工商奴隶制十分发达，毕道村说：“马克思一再强调，只要工商业仍奠基于奴隶制、农奴制和原始公社之上，商品生产就决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然而，中国封建工商业的主要基石恰恰是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

明清两代，人们蓄奴之多令人咋舌。

有名的如王锡爵、钱海山、徐阶、李钦、和珅；睢州的褚太初、宁陵的苗思顺、虞城的范良彦、无锡的大地主邹望，河南的褚、范、苗、曾，麻城的梅、刘、田、李等强宗右姓所占有的奴婢都在千人甚至数千人以上。

蓄奴范围之广，乃至连一些中上层农民也占有不少的奴隶。”

明初，凉国公兰玉令家奴贩云南私盐一万余引。

永乐时，各都司卫所、布政司、按察和府州县官都收留大量的“军伴皂隶”，以“办纳钱财、买卖借贷”。

宣德时，会昌伯孙忠以“家奴贷子钱于滨州”。

景泰时，都指挥孙继宗、孙绍宗，指挥孙显宗及其侄子孙璘“起塌房”，“邀截客商，引盐发卖”，辽东巡抚都御史李纯放债催款：所用之人，全是家奴。

彭城伯张瑾封王于江西，“道南京，令家人市货帛，载马船以归”。

万历时，右都御史秦耀令家奴在无锡、苏州、常州开设典当十余铺，“每铺不啻二三十万金”。

此外，著名官吏徐阶、朱国桢、徐显卿各以织布、缫丝、养蚕而闻名乡里，如其所述，这主要出于诸女仆之功。

天顺时，常熟大户钱哗靠他的十三个奴仆发家致富。

著名刻书商毛于晋，“家蓄奴婢二千指”，除用于耕种宅旁的二顷地外，主要用来刻书、校书。

当时中国最大的几个商业集团，徽商、晋商、福建的海商，无一不是靠奴隶支撑其商业的。

其中，徽商的资本最雄厚，而徽州同时也是中国奴隶最多、所受的奴役最严酷的地区。

各家大姓，都蓄有大量的奴仆用于“营运”。

明代各类史籍中提及的工商业劳动力，特别是官吏、地主、大工商业主在工商业中的劳动力，很少不是奴隶。

类似“勋戚之家纵令家人开设店肆”，“今豪势之家用仆开店”之类的奏疏实是举不胜举。

明代的各类小说，如《儒林外史》、《醉醒石》、“三言”、“二拍”等，凡是叙及行此事的，几乎都是奴隶。

如《警世通言》中所讲的宋金，《醉醒石》中所讲的陈篪，都养了几个至几十个家丁专做私商勾”。

直至清末，曲阜孔府还蓄有经营着数十种手工业的几百名农奴工匠。

掌握了土地并垄断了重要工商业的地主、官吏豢养了大批充当鹰犬的奴仆，将大批农民沦为各色农奴。

如东汉至隋唐的部曲、徒附，唐宋之际的地客、火佃，明清的佃仆、雇工人等等。

因此，以奴隶为其生产、经营骨干的中国各类地主工商业也同时基于农奴制度之上。

奴隶制和农奴制之间的相互补充、协同。

付衣凌先生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凡是商业发达的社区，奴仆也跟着盛行起来。

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闽粤等省，同时也是蓄奴最多最严重的地区。”

清代后期对蓄奴制度进行削弱。

清律规定：佃户与地主无主仆名分。

实际生活中，地主拥有不同程度的超经济特权，欺压凌辱佃户的行为，极为普遍。

1727年，河南巡抚田文镜鉴于地主视佃户为奴隶，私刑拷打，淫其妇女，地方官徇私助虐，请求朝廷立法禁止。

吏部和刑部议定例文：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照违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80；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

清律中，低于凡人的还有雇工和贱民。

雇工不是自由的人，他对雇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其劳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质。

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修改‘雇工人’的律例，使大批农民工向着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过渡。

清代法令规定各级贵族占有的生产奴隶的最高限额为：亲王950名、郡王270名、贝勒215名、贝子170名、宗室公90名，其它各级臣僚都可合法地拥有数十名不等的壮丁奴仆。

其限额远高于西汉，而这还仅是指生产奴仆，不包括家内奴婢。

崇祯11年冬至12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46万2300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36万9千人”（《清太宗实录》）。

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

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

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顺治皇帝颁布命令，“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

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清初最大量的奴婢是皇庄和贵族庄园中的“壮丁”。

他们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从事极为繁重的农业劳动，备受虐待，毫无人身自由，壮丁反抗和逃亡甚多。

以1745年的畿辅皇庄为例，460余名庄头所辖16800余名壮丁，大部分不从事生产劳动，庄头能驱使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仅290余名。

清廷只好允许将各地皇庄上的壮丁交地方官“载入民籍”，共16000民壮丁拨出为民，只留290余名保留农奴身份。

从雍正元年到八年，一系列的“除贱为民”的谕旨废除了相当众人的“贱籍”，但各地阳奉阴违，直到20世纪仍保留少部分的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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