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颁布诏谕禁止奴隶制，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

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说：“清兴五十余年矣。

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

……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

……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

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

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

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

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

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

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

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

……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

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

……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

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

……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

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西方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成了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不这么看。

“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

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就不再是德国人了。

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

“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汉人”。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

“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

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

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满清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

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

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

这多有象征意义呀！

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

英国特使发现中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大部分人全年只有一件衣服穿”，“我怀疑以前传教士（指明末传教士）的传记都是编造的”。

要知道乾隆特意让英国特使去参观当时中国最富地区呢。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恐惧之中”。

中国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

这些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说得很详细。

马戛尔尼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这个国家掌握全部权力的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

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杀了我们没用，下一任仍会和我们一样坏。”

自周初至清末，中国盛行家奴制。

买来的奴隶称为奴婢，主人有随意使唤、打骂转卖以至转赠之权；如无力赎身，则世代为奴。

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国民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比比皆是。

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对奴才可以任意殴打、赠送或出卖。

奴才无处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一朝，报部自尽者，每年即达2000人。

清代蓄奴养婢之风极盛。

“仕宦之家，童仆成林”；“奴婢贱人，律比畜产”。

“乾隆时旗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僮仆以百计。

司书籍之仆八人，装潢补订又另有人。

湖南藩司*寿在署家属四百余人外，养戏班两班。

道光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罢职回乡，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三千名。

光绪时之督抚司道灯官，买置田园，私蓄优人壮丁不下数百。

州县地方官多置僮仆以逞豪华，亲戚往来，仆从杂沓，一署之内，几至百人”。

奴婢主要有四种：一是入关前后战争中所获得俘虏；二是入关后汉人投充为奴；三是有罪发遣为奴；四是贫民卖身为奴。

清初，前两种占极大数量，后来典身卖身成为奴婢的主要来源。

中国的奴隶制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一直延续到近代和当代。

尤其是到市场经济时代，奴隶制似乎有复归的迹象。

现在很多企业里，大都盛行“依附主义”，员工依附老板，下属依附上级，就象古代社会的奴才依附主子一样，员工们大气不敢吭一声，对老板和主子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实际上这是现代版的奴隶主义。

奴性已经再次成为整个民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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