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的不愉快。

当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嘻笑怒骂、肆意张扬，大伙终于受不了了，一致决定：关门，放张商英！

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

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的总长官，见面没行官礼，只是作了个辑。

之后两人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最后分出了输赢，章惇…竟败了！

失败的章惇很兴奋，好学识、好胆魄，你在荆蛮地界太屈才了，我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

张商英从此迈进主流官场，成为新党中的一员…

张商英不同于李清臣，后者是永远做不了大事的，因他的清高。

清高者必孤傲、孤傲者必孤独，孤独的人没法融入集体，更没法集合大众形成自己的团体。

而只凭个人，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

张商英与之相反，他积极地活在潮流里，带着自己坚定信念，在时代大潮里尽情折腾…

司马光宣称“以母改子”时，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的人。

在被贬职前，对吕公著也很不恭敬。

这时调回京城，到知谏院报到没几天，他提出一要求——先帝盛德大业，跨绝古今，但都被司马光、吕公著、刘挚等人结党乱政败坏了。

9年间，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打击报复，陷害了很多正直官员。

现在我要求：开封城内各级部门，上至中书，下到六部，9年间所有公文都建档封存，除我以外，不许任何人调用，以便勘察每一个官员的清浊邪正！

这消息传出去，开封城里的官员们集体发抖，这招就是传说中最凶残的“滚汤泡老鼠，一窝全要死”大法，只要用上，基本上指谁打谁，百发百中。

试想身为公务员，谁没点隐私呢？

这样抄大家老底的做法，简直是集中营行为！

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是没事找事、分化官员队伍！

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都极力避免这种事，如官渡之战后的曹操。

两军对垒尚且这样，和平年代怎可主动窝里反？

乍看说得有道理，可宋哲宗居然同意了张商英的要求。

至于为什么，正是和平二字…

官渡之战，曹操打赢了都丢了半条命，再在自己队伍里搞清算，纯粹是嫌命长自杀，以为他不恨叛徒吗？

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事业！

哲宗时代的宋朝不一样，和平时期净化官员队伍，本身就是必要的，直到现代国家，这都是必须定期执行的政府行为，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害处呢？

说句难听的话，对宋朝文官就该下狠手，100多年来的优待，让他们比刘备入川前的四川官场都放肆腐败，必须得用诸葛亮治蜀的严厉手段，才能让他们清醒！

张商英工作进展很快，在文山案海里迅速找到第一个目标——苏轼！

这跑得最快的家伙中大奖了，他真是太聪明了，知道自己在这9年里做的事有多招人恨！

东坡大人才名当世无双，当上两制官后，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

如应司马光之命写给王安石之死的制文。

而在他写的众多精妙委婉、晦明不定的制文中，有一篇是他怎样推脱、怎样解释都迈不过的坎，这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大悲剧的开场白《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简称关于吕惠卿同志监外执行、不得随意走动、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明…

这篇制文是苏轼主动，甚至争着抢着去写的，为的就是在吕惠卿倒台、被贬出京城时出口恶气。

只是很奇怪，吕惠卿一生得罪的人很多，基本上仇敌满天下，可和苏轼间并没发生什么不共戴天的事？

而苏轼写的这篇贬制，可说是太不留情面了，准确讲，就是在骂人！

且在骂吕惠卿的同时，骂了改革派里所有的人…

全文很长，以“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开始。

凶人在位？

指的是谁呢？

宋神宗？

还是王安石？

之后转到吕惠卿本人，说他“以斗筲之才，谄事宰辅，同升庙堂”行为上“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学问上“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罪行上“首建青苗，次行助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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